沒過多久，派出所的警察就過來了，清理現場維持秩序登記造冊，并通知家屬前來認領尸體。
家屬過來之后又是一通兒折騰，哭天抹地地讓人聽了心里面不是一個滋味兒。
陳明洛和喻梓嵐看了之后也覺得心里面酸溜溜的，生離死別這種東西，說的時候總是比較輕松，當你真正面對的時候才會發現，想要放棄一段兒曾經存在的感情，居然會那么難以割舍。
“下崗工人啊——”陳明洛嘆息著對喻梓嵐說道，“如果不是沒有了活路，誰愿意大過年的吊死在這里？”
喻梓嵐也有些惋惜地說道，“這人也真傻，工作沒有了，可以自己想辦法，出去打工也好，自己擺地攤兒也罷，最多出點兒苦力，總是能夠養家糊口的，何必非要走這一條絕路？”
實際上她的這一番想法并不算什么，也并非是說身為官宦子弟，就對民間疾苦漠視不見，而是輿論宣傳上一直在講下崗再就業，給大家描繪了一番有志者事竟成的美好藍圖。
記得很清楚的，就是劉歡曾經唱過一首歌《從頭再來》，雖然歌兒不錯，可是創業的艱辛又豈是每個人都能夠沖過來的？放到現實當中，想要重頭再來真是不容易的。
陳明洛想到這里，就有些感慨地說道，“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簡單。就比如眼前這個人，從四十年前就被教育為了祖國獻出一切，而從二十年前起他就進了那家工廠，以廠為家，愛崗敬業，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廠子進行的。可是，現在廠子突然沒有了，他學了大半輩子的東西一下子都沒有用武之地了，你讓他情何以堪？更何況，還有一家子老小等著他養活。此情此景，實在是讓人想到很多不好的東西。”
“那你的意思是說，政策本身有問題了？”喻梓嵐反問道。
陳明洛搖頭道，“政策本身沒有什么問題，目前的很過企業，確實到了應該推倒重來的地步，不改不行了。不過政策的主基調并不僅僅是下崗，而是下崗再就業，現在很多地方政府不負責任，下崗自然是非常迅猛，但是再就業工作就一直沒有做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是要產生激烈的矛盾沖突的。”
喻梓嵐聽了點點頭，覺得陳明洛說得似乎很有道理，也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年，千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職工失業和下崗，成為繼幾千萬農村勞動力進城之后的又一大問題，而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包括下崗工人本身及家屬在內的幾乎占據了城市人口五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
事實上高層已經注意到，能否安置好這兩三千萬下崗職工的未來生活，才是關系到經濟轉型是否成功，體制改革能否繼續進行，社會能夠保持安定團結的重要問題。
中央和地方上，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來試圖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說在九三年的時候，國務院就出臺了如何安置企業富余職工的規定，九四年的時候勞動部在全國三十多個城市開展再就業工程試點，并在九五年也就是去年推廣到全國。
總體而言，政府方面還是看到了失業和下崗工人產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希望通過一系列措施和相繼出臺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普遍比較好面子，這個缺點讓我們的人格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礙。”陳明洛對喻梓嵐說道，“就在下崗這個問題上，政府方面的態度也是模糊不清的，既看到了這個問題可能產生的嚴重危害，卻又不愿意正視這個事實。”
“什么意思？”喻梓嵐問道，她對這些事情了解不多，倒是也很感興趣。
本身喻梓嵐是出身于世家子弟，家里面從她小的時候已經開始恢復往日的輝煌，等到她長起來的時候，喻氏家族已經是當地的龐然大物了，再加上喻遠帆本身又是喻氏家族重點扶持的政壇人物，也從來沒有過苦日子的經歷，因此喻梓嵐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社會底層的現實存在，并不了解這些小人物的悲哀。
聽到陳明洛跟她談這些事情的時候，喻梓嵐就像是被人推開了面前一扇從未注意到的窗戶一般，眼前驟然一亮，卻又發現這些亮光未必就是自己希望看到的。
“實際上，盡管政府方面不愿意承認，下崗同失業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在絕大多數下崗人員中，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回到原單位工作的機會，而且是永久的。”陳明洛毫不客氣地指出了這個問題，“從對這一事實的遮掩態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某些部門文過飾非好大喜功的態度，既然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面對這件事情，你自然不能期望他們可以順利解決這些難題，這是必然的。”
其實這個原因也是很簡單的，目前來看，下崗工人不僅在規模上超過了以往類似的任何群體，在新的就業市場中也處于絕對劣勢地位。
“目前絕大多數下崗職工，年齡都偏大，家庭負擔沉重，文化程度偏低，技術單一或者是某一熟練工種，生活水平處于當地最低層次。”陳明洛說道，“最主要的，是大家心態上的問題。當初工人被成為國家的主人翁，現在主人翁們發現自己突然一無所有了，因此而產生的焦慮和不滿、抵觸等情緒，以及這些情緒在群體中的蔓延，已經造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幾年來，因為生活困難而舉家自殺的情況不在少數，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不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的發展只能越來越不平衡。”
“那你的意思還是說政策錯了嘛——”喻梓嵐說道。
陳明洛否認道，“我可沒有這樣說啊，我只是說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對于再就業的指導方面做得不到位。”
事實上，就在現在，盡管下崗現象非常嚴重，但是各大城市中依然存在很大的用工缺口。
目前很多大城市當中，存在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一個是大批工人下崗找不到就業機會，另一個就是大批的農民工涌入城市務工經商。
以京城一地為例，就有十萬職工下崗，叫喊著無事可做，無錢可拿，同時卻有超過一百萬就業機會被毫無經驗和優勢的農民工所占據著。
去年京城五星酒廠有四百多職工下崗，同時廠內還有六百多農民工在干這搬箱子、卸貨等比較辛苦的簡單勞動，廠里面提出只要頂崗，就可以不下崗，可是卻沒有一個人愿意留下。
現在大部分人都認為企業搞不好不是職工造成的，可是要到個人需要付出勞動的時候，卻又拈輕怕重，醉心于鐵飯碗，不愿意付出，這本身就是矛盾的。
在陳明洛看來，關鍵還是引導環節上出了問題。
“那你說這事情到底該怎么辦？”喻梓嵐問道。
“按照我的想法，還是原地消化比較現實一些。”陳明洛回答道，“簡單地說就是國退民進四個字而已，國企搞不好的事情，那就要交給私企來搞。你比如說這個元明粉的企業，按道理說是很有發展前景的，可是為什么廠子就垮了？你沒有想過其中的深層次原因？”
“什么原因？”喻梓嵐還真的沒有考慮過其中的原因。
盡管她分析過元明粉的市場前景，也調查過目前的企業現狀，但是她依然是沒有心思去了解一家生產元明粉的企業為什么會破產倒閉的，畢竟原來的定康縣元明粉廠規模太小，不過就是五、六百人的規模，并不能引起喻梓嵐大小姐的關注。
“這個你可以關注一下的，否則將來我們怎么搞企業？有的時候，不是說你有資金有項目有技術就等于成功的，你要學會總結別人的經驗教訓。”陳明洛說道。
定康縣的元明粉廠子，實際上就敗在體制上，企業賺錢，但是職工分不到錢，干多干少自然一個樣兒，也沒有什么積極性，再加上企業領導有了私心，將一部分產品低價銷售換取自己的私利回扣，最終導致了企業的破產。
事實上在國內的很多企業當中都存在這個問題，既然企業不是我自己家的，那么怎么折騰都無所謂，對于領導而言，只要政治上不犯錯誤，大不了等企業垮了換個地方當官就是，而對于職工而言，大多是抱著大家都是這樣兒，國家還能不管咱們？這樣的思想，自然造成了目前的窘況。
喻梓嵐想了想后說道，“那我們全盤接受定康縣元明粉廠的企業和職工，改換經營機制，是不是比較方便迅速一些？”
她的意思，還是圖省事兒，畢竟有現成的底子可以利用，工人也都熟練，可以節省不少時間和人力資源培訓的成本。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就是要以私企的身份，涉足原先國企搞不好的行業。”陳明洛對喻梓嵐說道，“所以我們在產權上必須明確，我們是獨立的私企，跟政府方面沒有任何的關系，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放手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不要跟政府扯上任何的關系，讓我們自己來搞！”陳明洛非常堅定地說道。
二零一零年的最后一天，收拾心情，告別今年。最后在懇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