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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三)

  我把科羅廖夫的軍大衣還給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車。

  原以為因為我的遲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會有人發幾句牢騷甚至責備我。沒想到當我忐忑不安地進了車廂后,看到的卻是友善的目光,對于遲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現得異常寬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將軍,甚至還沖我笑了笑。

  我和科羅廖夫坐到了車廂的后排,剛坐穩,車便緩緩開動了。

  我湊近科羅廖夫的耳邊,悄悄地問:“巴維爾叔叔,我們這是去哪兒啊?”

  “去克里姆林宮啊!”他有些詫異地反問我:“你來之前,費久寧斯基同志沒告訴過你此行來莫斯科的目的嗎?”

  “告訴我什么?”我真的是一頭霧水,十幾個小時前,我還在陣地上洗衣服,衣服沒晾完,被緊急招到了師部;到師部沒待多長時間,又被集團軍派來的人送到機場;再經過幾個小時的飛行,就來到了莫斯科。整個過程中,我連費久寧斯基的面都沒見到,送我去機場的那個少尉,嘴巴也緊得很,一點口風都沒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聽了我的小聲說明后,科羅廖夫才恍然大悟,趕緊給我講解起此行來莫斯科的目的。我們這次來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勢很困難,統帥部把朱可夫大將從列寧格勒調過來,即將有新的任命;二是將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一個戰術研討會,針對我軍前一階段的作戰狀況,來進行一個系統的總結,參加的人員,除了統帥部的那些巨頭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軍作戰的幾個方面軍的指揮員。

  聽了他的解釋,我又好奇地問了一句:“朱可夫同志離開了列寧格勒,誰接替他的方面軍司令員職務呢?”

  “你猜猜?”他沒有回答我,而是賣起了關子。“你應該猜得出來,是你認識的人。”

  “是費久寧斯基少將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來。因為我知道費久寧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擔任著方面軍副司令員,是因為原四十二集團軍的司令員因作戰不力而被撤職后,他才去接管了這個集團軍的指揮權。雖然他只是一個少將,但是根據他的工作能力和朱可夫對他的信任,接替方面軍司令員職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厲害,你真是太厲害了,一下就猜到啦。”他對我翹起了大拇指,正準備再說什么的時候,客車嘎地停了下來,坐在前排的那位上尉向導站了起來,轉身向大家干巴巴地說道:“指揮員同志們,我們到地方了,請下車吧。”

  我起身穿上軍大衣,跟著大家走下了車,意外地發現外面居然是自己熟悉的紅場,而車門此時正面對著列寧墓。雖然戰爭爆發后不久,列寧的水晶棺就轉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門口的崗哨依舊沒有撤掉,兩名高個子帥哥身穿嶄新的呢子軍大衣,手持鋼槍目不斜視,如同釘子一樣站在那里。

  我們列隊走上列寧墓北側的觀禮臺,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我忍不住多地瞧了他們幾眼,心里暗自嫉妒這兩個士兵長得帥,如果后世的我能有他們那么英俊,不知道會迷倒多少年輕美貌的少女!

  在紅色花崗石和黑色長石建成的列寧墓,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宮紅色宮墻之間,有片鋪著大理石的空地。我們穿過觀禮臺后,就停在那里等待。

  我們站的位置視野很開闊,我饒有興趣地看著自己熟悉的這塊地方。北面的歷史博物館,是一座19世紀時用紅磚建成的三層建筑,具有典型俄羅斯風格。東面則是著名的古姆超級大商場,雖然里面的物價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設計之獨特、裝修之豪華,完全可以與歐美最現代化的商場相媲美。南面是那座由大小九個塔樓組成的圣瓦西里教堂,極富特色,被戲稱為洋蔥頭式圓頂,在俄羅斯以及東歐國家中獨具一格,是紅場的標志性建筑。教堂旁邊是瓦西里斜坡,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

  我正在東瞧西看的時候,后面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急忙扭頭一看,原來是剛才在車上沖我笑的那位將軍。他用調侃的語氣說道:“親愛的奧夏寧娜同志,得到兩枚勛章后,就不認識我喬洛霍夫了?”

  勛章!聽他這么一說,我猛地想到面前的這位將軍是誰了,他就是當初陪伏羅希洛夫元帥到醫院來我為授勛的喬洛霍夫少將,怪不得看起來這么面熟。我挺直身子準備給他敬禮,他制止了我的舉動,說:“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這么客氣。”

  他瞅了瞅我軍大衣上的軍銜標志,關切地問:“聽說你后來又參加了幾次戰斗,表現得非常勇敢,怎么還是中士軍銜啊?”

  我剛想解釋自己穿的是別人的軍大衣,旁邊又傳來科羅廖夫熟悉的聲音:“將軍同志,奧夏寧娜同志已經是中尉了。因為這次來莫斯科走得匆忙,還沒來得及到軍需官那里為她領取軍大衣,所以她目前只能暫時穿著借來的軍大衣。”

  兩人說話的時候,我眼睛看著大理石地面,心想若干年后,我們現在站的這塊地方,將是斯大林、勃烈日列夫、安德烈波夫、契爾年可等十二位蘇聯的著名領導人的安息之地,他們的墓碑就是自己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當向導的上尉又跑了過來,面無表情地對喬洛霍夫少將說:“將軍同志,請帶你們的人到里面登記吧。”

  很快我們就來到了發放通行證的地方,這里的人真多,怪不得剛才要讓我們在外面等待。輪到我的時候,里面的軍官看了看我的軍官證,在本子上登記后,又在一張小卡片上寫下了我的名字,然后連同軍官證一起遞還給我。

  繼續往前走,來到一個安檢入口,負責檢查的中尉接過我的臨時通行證,干巴巴地問:“有槍嗎?”

  “有的。”我自從當上中尉開始,便每天都隨身佩戴著武器。

  “請交出來。”中尉用公式化的口吻對我說,可以感覺得出,這幾句話他今天已經說了不知多少遍了。

  我剛才看見前面的指揮員都把武器交了出來,所以毫不猶豫地解開槍套掏出手槍,把它遞給值班的中尉。

  那個中尉把手槍放在桌上,接著撕了一張小票,連同臨時通行證一起遞給我,說:“出去時在警衛處領槍。”

  不一會兒的工夫,我隨著隊伍來到了一個大廳外,這里可謂是將星閃爍,中將、少將比比皆是,上將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我們列寧格勒來的隊伍級別就顯得異常低調,十五個人里,只有五名少將和同等數目的上校,三名中校和一名少校,還有就是軍銜最低的我。

  過了一會兒,大廳里響起了電鈴聲。鈴聲對所有的人就象是進攻的號令,剎那間,不管是什么軍銜的人都向大廳門口涌去。我稍稍地落在了別人的后面,讓軍銜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先進去,然后我是最后走進去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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