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862年10月初選總理為開端，光復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維持基本工作的底線上，從1862年10月開始，連續開了四個月會，直到1863年1月才結束。當這連續四個月的漫長會議結束之后，達成了三大共識。并且做出了相應的決定。
第一個就是每年10月開始，到第二年的1月，這中間會召開三次全國會議。三次全國會議分別是光復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新成立的國務院總結匯報會議，韋澤下令成立的“全國勞動者代表會議”。這個就是后來被稱為三會的固定機制。
第二個則是國號。自打始皇帝廢分封設郡縣之后，傳統中的“國”其實是很不上道的行政單位。到了唐代之后，國中之國更是直接與叛亂形成了文化認知上的緊密聯系。后來哪怕是大分裂時代，各個割據政權也以朝自稱。而光復黨最終敲定了自己的國號，名叫“中華民朝”。而簡稱中則稱呼為“中華”。與以往區別，文書方面將中華民朝稱為“新中華”，以前的時代統稱舊社會。
第三個則是光復黨做出了決議，委托光復黨中央委員會承擔《中華民朝憲法》的制定工作。在憲法中確立主權在民，光復黨領導的中國勞動者作為統治階級。而憲法更是將一部分國家權力渡讓給皇帝韋澤。在法理上，皇帝韋澤同志擁有了憲法最終修訂權，司法、行政的最終決定權。
在后世看來，1862年政治大討論的真正結果就是這部憲法。這是中國從舊時代邁入新時代的真正先端。可在當時的討論中，這部憲法完全是韋澤依靠個人威望與政治號召力強行通過的內容。與會者們只覺得韋澤都督有點吃飽了撐的，弄出這么些個幺蛾子。與會者們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這個。
光復黨本身正在快速滑向傳統的封建權力分封，韋澤面對著巨大的反抗。在這個決定時代的三岔口，韋澤利用這些泥腿子出身的同志們尚且存在的那點對社會正義的本能追求，利用了深厚的文化傳統，更是利用牢牢掌握在韋澤手中的組織與權力。韋澤與這幫開國功臣達成了有點類似于“杯酒釋兵權”的妥協。
這份被后世戲稱“丹書鐵券法”的法律規定，所有開國功臣，如果在解放全國之后愿意放棄行政權力，每人根據退休時候的行政等級，級別最高的可以得到1862年銀本位貨幣制度下400萬的“退休金”。退休金是在正式退休之后分20年發放。如果退休后20年內死亡，那么尾數將一并支付給開國功臣的合法繼承人。
不觸及重大刑法的話，開國功臣即便牽扯到了官司，他們開國功臣的待遇抵一次刑法。但是只能抵消一次。
沒有記載進“丹書鐵券法”，但是在光復黨中央會議秘密決定中，不采取直接的蔭官制度，不過公務員體制里面對開國功臣的子女有相應的優厚待遇。
開國功臣們得到了“丹書鐵券法”的保障，作為接受這豐厚報償的回報，也是出于中國人的文化道德的深厚積累，大家接受了韋澤提出的，“包括韋澤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朝人民必須依法守法”的要求。
光復黨全國代表會議此時兼任了“全國勞動者代表會議”的權力，也就是擁有立法權。這種“妥協”也的確讓這幫開國功臣們得到了安全感。連韋澤都要守法，而立法權又在光復黨全國代表會議手上。不管皇帝韋澤同志異想天開的搞出多少幺蛾子，只要那幫大家弄不明白的文書工作由韋澤都督親自帶隊去干，而不是讓大家一切陷入麻煩，大家就任由韋澤胡搞。畢竟，依法治國的話，這幫開國功臣們的實際權力是強化了。
譬如總理類似舊制度下的宰相，舊制度下的宰相可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是貨真價實的二當家。而新的制度下，新政單位沒有立法權。在依法治國的制度下，沒有立法權的行政單位權力表面上是大大降低了。這是韋澤用盡了說服力讓大伙接受的理念。
由于行政單位的降級，這幫大佬們不再為自己的派系爭奪總理職位，于是選出了主持廣東土改的廣東省委書記畢慶山出任了國務院總理。而國務院總理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光復黨、光復軍、政府，三方達成的統一觀點就是要在解放區全面實施土改。
在塵埃落定之后，韋澤把人事部部長韋昌榮叫到自家吃飯，他問道：“昌榮，你覺得如何？”
韋昌榮答道：“我覺得挺好。四叔你總算是安了大家的心。”
韋昌榮雖然是韋澤的侄子，卻比韋澤還大了三四歲。這兩人與其說是叔侄，其實更像是兄弟。掌握著人事部的韋昌榮是韋澤權力體制的三根支柱之一。另外兩根支柱中比較顯眼的則是在永安時期就跟著韋澤的全國政法委書記林阿生。韋澤沒有使用三權分立的理念，他敢提出依法治國的理念，就是因為政法委同樣牢牢掌握在韋澤手中。
至于第三根支柱，則是韋澤非常看好的沈心，以及韋澤放出去負責淮南土改的王明山。這兩個年輕人只是代表性人物，還包括了龐聰聰在內的一眾的年輕人，他們或者從事政治，或者從事軍工企業。曾經極為龐大，權勢看似一手遮天的軍隊派系，此時被韋澤很巧妙的束縛在軍隊范圍之內。如果沈心這些年輕人能夠快速成長起來，韋澤就能在黨務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整個權力的構架也逐漸完整了。
“不過四叔，你提出的這個主權在民，倒是有意思。”韋昌榮對憲法的興趣比其他人高很多。
“我要是說主權在我，很多政策一推行，我就沒辦法處置人了。”韋澤答道。韋澤原來覺得政治制度就是扯淡，因為所有強大的國家無一不是有著強大的政府。行政權居于社會主導地位是所有強大國家的共同點。美國那種聯邦制，遇到29年大蕭條的時候，照樣聯邦權力極大擴張。
美國公務員是指，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門所有工作人員，人數為2403萬人。法國公務員是指，政府、公共機構、公立醫院工作人員以及中小學教師，數量為505萬人。日本公務員是指，政府系統的公職人員以及國會、法院、國立學校與醫院、國營單位所有人員，人數為449萬人。英國公務員是指，非經選舉產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人數為46萬人。
新中國公務員有兩種統計口徑。狹義的公務員是指，各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數量為500萬人；寬義的公務員是指，行政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數量為1053萬人。
依據各國公務員定義的范圍，上述各國的國家公務員與其總人口的比例，即“官民比”為，美國1∶12；法國1∶12；日本1∶29；英國1∶125。中國有兩種情況：狹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256，而寬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122。
強大的官僚體制乃是世界強國的共同點，而這就牽扯一個問題。如果是主權在韋澤，那么這個強大的官僚體系只用向韋澤負責。按照傳統的中國文化，被處置的官員不怕死的指著韋澤大罵“老子干了XXX，全是為了你啊！”然后韋澤立刻就居于人情上的被控告地位了。
所以韋澤答道：“昌榮，你搞作戰訓練。如果誰為了爭榮譽，往死里練兵。練出了人員傷亡的時候，他敢說這都是為了你韋昌榮么？”
韋昌榮聽了這話，已經是大概明白了韋澤的意思，他笑道：“當然有人說過，還有人罵過呢。”
韋澤笑道：“就是這么回事。如果是兵為將有，那就是主權在皇帝。如果是總參謀部制度，那就是主權在民。我這么說你能理解么？”
有著豐富實際工作經驗的韋昌榮用力點點頭，“明白了。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那是對所有官兵一樣的制度。士兵們承擔的犧牲總量其實更多。”
韋澤見韋昌榮完全明白了這點，他松了口氣，卻不再繼續談這個很讓人頭痛的問題。如果是主權在民，韋澤對于胡作非為的官僚體系的說法那就大不相同了。雖然肯定有民粹這種玩意出現，但是韋澤卻能用科學來對抗官僚與民粹。這是有本質性區別的事情。
幸好此時大家想要的是建國之后的權力，而且更值得慶幸的是，這幫同志們到現在為止一直在努力工作。搗蛋的，無能的，被前面好幾次整頓都給清洗掉了。剩下這幫干事的同志還沒有墮落到認為不勞而獲天經地義的地步。只要許給他們一個穩定的未來，這幫人正義感尚在的前造反者們總算沒讓韋澤失望。畢竟是受過舊時代欺負的人，大家無論如何都說不出我要魚肉百姓，我要橫行不法的話來。甚至不少人到現在為止，是真心反對魚肉百姓，真心敵視橫行不法的。
慶幸于開國者下層者的單純，韋澤對韋昌榮說道：“你也要把人事部工作做好，接下來肯定會有大事情。”1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