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怎么樣的二十年？寫的太贊了——轉自冷酷的哲學博文 記得好像是1994年，全家從大走廊、單間房的集體宿舍中搬到一室一廳的新房子時，從陽臺上望出去，后面是望不到邊的田野，每天早上都有鄰近的武警部隊跑操經過大院外的土路，喊著一二三四的號子。
不過很快，大院里新建的樓房就擋住了視野。
1995年上初中的時候，西安的高新科技開發區才初步成型，記得一些同學轉去了新設立的高新一中。我們還時不時在放學后騎自行車到高新一中去“接頭”。那時候，高新一中的那個位置已經是高新區的邊緣了，行人都很少。
到1998年上高中的時候，騎自行車很久才能到高新區的邊緣，那里新建的住宅樓和新式的住宅小區，是西安最具活力的地方。
大約是在2001年或者2002年，大學班級組織騎自行車去高觀瀑布春游，大概騎了一個多小時才大致看到了高新區的邊緣。
很多年以后，在上海與美國導師流連于他記憶中存在的、而今面目全非的街道時，我又想起了這個過程。談起來，忽然有些唏噓。不由得想把這20年關于中國發展的片段編織起來，以供20年后回首。
2011年5月8日，在蘇州參加完中學同學的婚禮，乘坐動車到達上海。在離外灘不遠的曼哈頓（外灘）商務酒店和美國老板見了面。他剛下飛機，沒怎么正經吃過晚飯，而我也就是在街邊小店吃了點餛飩和面條，所以聊了兩句就決定一起出去吃飯。
酒店離南京東路很近，雖然知道實惠的館子大約不會開在南京路上，但是要想找到口味不錯的，恐怕還是沿著南京東路走比較靠譜。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導師提到他早年來過上海，而且住過不短的一段時間。他說那時是他的岳母作為美國一家公司的代表常駐上海。據說她本不想來，所以提了很多的要求，希望能嚇倒管理層。
當然，另一方面的考慮是，如果真的被派來了，起碼不會生活得太糟。她提出的一個條件是：必須住得靠近市中心，而且必須是獨棟式洋房。幸運而不幸的是，公司還真的找到了這樣一個地方，據說是以前的宅邸，月租金一萬美元。這件事發生在90年代。
說到這里，我們已經往南京東路深處走了一會兒，我忽然看到了必勝客，于是戲謔地問導師：“想要嘗嘗中國的必勝客嗎？”
老板笑道：“Whynot？I‘mopentoeverything。”
我那時還有些懷疑老板的這則聲明，不過幾天以后和老板吃了川菜，并且聽說老板勇啃雞爪之后才明白，他還真的是Opentoeverything。
說起來必勝客也是中國學生在美國的一則經典笑談。這個在美國差不多算是稍微高檔一點的快餐廳的店，到中國搖身一變，竟變成中高檔餐廳。美國人多半對此驚訝不已。不過相比于哈根達斯的虛高價格，這個直譯名為“皮薩屋”的飯館起碼在中國能把裝潢和食品做得看起來還算符合價位。
點餐的時候發覺中美兩邊對于皮薩尺寸的描述有相當的不同。我們點了一份普通尺寸的海鮮皮薩，結果上來以后還以為是單人份的那種。不過口味倒比美國那些高檔皮薩店還強，起碼我這么覺得。
于是老板又講起很多往事。比如他早年來中國，不知在飛機上吃了什么東西，水土不服，到西安旅游時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里吐了個一塌糊涂。因為這件事，他對乘坐中國航空公司的班機總是有些抗拒。這我之前就知道。
不過這一次由于特別的原因，他還是選擇了中國的航空公司。我問他體驗如何。他居然贊不絕口，說這航班居然在每個座椅背后都有電源插口。他說他在美國國內飛基本都沒見過。說實話，我也沒見過，我乘坐過美聯航和達美的航班，一般機型都比較老。
然后老板又提到了他乘坐磁懸浮，感覺也不錯。于是就說，現在中國的東西居然大多比美國先進。
我解釋說，這是恐怕一個更新換代的問題。美國早已經在這些東西的早期版本出來的時候就擁有了它們。中國后發展起來，于是購買、建設的時候就用最新版，而美國因為已經有了，也不太想花大價錢更新，大約要等這一批用退役了才會更新。
老板大致同意。
這時候回想起10年20年以前真是感慨啊。那時候美國、日本就是先進的代名詞。沒有什么東西是中國比美國還先進的。不，我并不是說生產。連買來的更先進的都沒有。
國際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組織方安排了乘坐游船夜游黃浦江。其實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這里坐游船。第一次是2006年參加研究生數學建模大賽的頒獎典禮。僅僅是5年，江邊的樓群就增添的許多新的景色。
國際會議開完之后第二天，老板掙扎著改完了拖欠的考試卷，堅決要出去走走，找找當年的感覺。他說他很喜歡外灘這一塊，所以每次來都住外灘。我猜，也許是這一塊的變化沒有其它部分大的緣故。但是這一天，他卻想去當年他住過的那個“毛的小老婆的宅邸”（導師語）看看。
很幸運地，我們找到了。這個地方現在叫做東湖賓館，在鬧市之中，一片綠地，幾棟別墅式的洋房。我其實很好奇這個90年代月租金上萬美元的地方，今天價格如何。遺憾的是，在網上也沒能找到。導師說當年這個地方別墅還沒那么多，記得還有露天泳池，不過看起來可能后來填平了，又加蓋了別墅。
我們在周圍街道走了許久，他顯得比往常略微沉默了些。直到看到一處老街，臨街二樓依舊是掛著“萬國旗”，臨街一樓多是小店面，而老人們，就在街邊打著撲克。導師很興奮地說：“對，當年就是這個樣子。”
我這才明白，他在尋找的是記憶中的街道。而之前看到的只是面目全非的過往。
從這小街四周看去，左右都開發得差不多了。也許再過幾年，這里也會消失。
站立在那處街頭，目光可以越過街道背后的圍墻，看到遠處的工地，還有高聳的塔吊。又想起那個一語雙關的笑話：“ThenationalbirdofChi奶scrane。”（中國的國鳥是仙鶴/塔吊）
據說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塔吊在中國施工。這個國家變化之快、之劇烈，大概早就超出了很多外國人預期。不僅如此，也超出了很多國人的預期。
小的時候，耳濡目染的是各種關于外國優越的事例。比如日本小學生在夏令營中如何厲害，日本如何陰險地購買中國的資源而沉在近海以備后用；比如美國人的收入如何如何高，房子如何如何好，電視如何如何大。
那時候的外國真的很“高大全”。
那時候不但有發達國家，還有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仿佛是個國家就比中國強。
其實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習慣使用“你看外國就XXXX”的句式來說明中國的劣勢和弱點。只是這“外國”的涵蓋范圍卻越來越小。
22年前的時候年紀太小，并不能記得很多事。長大后，又回頭去看那一段歷史，真是唏噓不已。
如今在監獄中的那位劉先生，當時寫下希望中國再做300年殖民地的驚世駭俗之語，大概是從香港的發達之中得到的靈感。而如今北美的一位華人新教牧師當年則參與編了一部紀錄片叫做《河殤》。總的意思是，中國的文化太差，必須要全盤西化才能發展。
初中的時候初看一些深入關注中外對比和中國問題的文章。記得當時大學教師工資只有300多塊，很難留住人。父親的一個大學同學，一位頗有才華的雷達方面的研究學者終究跑去了加拿大，在一個冰天雪地的省份做了一個小程序員。雖然那里連打麻將都很難找齊人，但是一年的工資幾乎能頂他在中國的一輩子——按那時推算的一輩子。
當時年紀小，并不覺得如何。而今回想起來，當年的氣氛中似乎總有種悲觀的味道。
那個時候，不要說美國，連日本都是中國無法翻越的一座大山。記得一本雜志中說道中國的人力成本優勢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日本的工人效率比中國高得多。據說是一個日本工人能頂200個中國工人。
不要說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就是超過日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回想中國的發展，總是喜歡提到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帖子。那就是有人在天涯發帖說，按照中國GDP增長率來推算，大致在2030年能超過日本。而絕大多數人是不信的。我捫心自問，2005年我要是讀到了這個帖子，大概也是半信半疑吧。
那時，大家反駁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日本又不會停滯，另一個是，中國難道能一直維持這樣的發展速率嗎？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
大家都是憤懣的，但是又能怎么樣，連我這樣的政治門外漢都知道和美國開戰是不可能的。不，不是開戰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打贏。
某位當時就讀于伯克利的人說，他那時候還切實地考慮過是否應該租一輛車買些硝基化肥和汽油到華盛頓去做一次“單程旅行”。他說，那時候美國如日中天，在美國感覺尤其深刻。他當時大概覺得只有這樣一種思路才能對抗吧。
確實沒幾個人能想到后來的發展。
那個時候是壓抑的。
所以2001年911發生時，大學里是一片歡聲笑語，談論著美國的多行不義必自斃。
大約有人會說這不夠人道主義。但我要說的是，這幸災樂禍其實更加人性。
但是，其實也意味著我們根本沒有什么有效途徑能以眼還眼。幸災樂禍，其實是弱者的行為。因為強者往往是有能力快意恩仇的。
那個時候，水樓的“超英趕美”仍然是一個經典笑話，意思等同于“夜郎自大”之類。
剛上高中的時候我一直有個疑問，有一天終于忍不住問了教幾何的任老師。
我說，你看分針和時針，比方說兩個差了180度，當分針運行到時針當時的位置，那時針其實又往前走了15度。如果分針再往前走15度，那時針在這段時間里又向前走了一度多。按這個規律，似乎分針將會永遠追不上時針，可是事實似乎又不是如此。于是任老師微笑著教會了我無限級數的概念。這我才明白，這個東西是存在極限的。
反駁2005年天涯論壇的那個帖子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中國追上日本當年的經濟總量時，人家早就發展到更高水平了。中國怎么能追上呢？而沒有人預料到中日之間的這個極限居然來得如此之快。
其實我從小都是個樂觀派。
我的小學班主任是個老式的沒有受過正規師范教育的老師。她用起外號、羞辱、威脅等種種手段對付學生。我懂事很晚，所以總是在課堂上講話，于是很不受他待見。我今天還記得，我得了小學的一次數學競賽的獎之后，她評價為“瞎貓碰到了死耗子”。
而且下一屆的學生，迎來了學校聘用的第一批正規師范畢業生。從他們的描述中，我覺得那個老師更加和藹可親，而且很尊重學生。
于是我想，事情總歸是一天一天變好的。
當年中國加入世貿時，社會有兩大思潮，一個是說那些狼一樣的外資進來以后會把中資都吃掉。另一個是說我們與狼共舞，也能變得和狼一樣強大。其實都是自由心證。
那時候一個師兄相信的是前者，與我還有些爭執，最后似乎打了個賭，但是等到明朗之時，大家都忘記了。近年再聯系，發現這位師兄在美國博士畢業之后回國工作了。
那個時候我的樂觀也沒有任何實質的根據。就算是有，大概也就是不相信我周圍那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國人竟會在整體上輸給外國人。說起那些鬼靈精怪的朋友，我還真算得上是最沒有才華的一個。他們有的從小學起就飽讀詩書。我記得我小學還在看米老鼠與唐老鴨的時候，去朋友家玩，看見他書櫥里變形金剛畫冊的旁邊赫然插著一本論述中東戰爭的書。他講起這些來頭頭是道。我記得他三四年級的時候覺得打“爭上游”和“升級”比較無聊，于是自學橋牌，而我們聽說橋牌很難都不愿意學，于是他過了幾天偽稱“最近學了個新撲克牌游戲”，讓我們學打了一天的橋牌。還有一個朋友從小就無師自通，小學到高中制作各種桌面游戲，甚至還包括一套簡單的桌面RPG，和五六套不同版本的桌面戰略游戲，游戲性頗高。
我覺得，這些人所代表的中國，怎么可能在平等競爭中輸給外國人。
其實這些年回頭看來，我一直相信的是中國人的才智。有了這樣出色的才智，我們就不會輸。
但是我用的詞也總是“總有一天”。我也沒有想到一切都發展得如此之快。
亞洲四小虎的威風，很早就被金融風暴打了個粉碎。
歐美酸溜溜地說，中國政fu不守規矩，居然指使香港當局直接介入金融市場，這是耍流氓。我聽到這話，其實竊笑過。從那時起，我明白了一點，那就是歐美所倡導的市場規則，有其背后的用意。而又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來歐美倡導的政治體系也有其背后的實際主義考量。
97年以前，香港精英們曾豪言，香港的經濟不會有問題，所以唯一擔憂的是中央會介入其政治。結果回歸以后恰恰經濟出了問題。其實香港人早該想到，改革開放以后，香港的中國門戶地位就會逐漸消散。這個世界上完全不會有人有興趣把一個屬于中國、卻不忠于中國的領地建設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其實中央不介入其政治，就等于介入了其經濟，中國需要金融中心，但并不需要一個不忠于中國利益的金融中心。
從香港開始，四小龍一個接一個地破了功。臺灣初步民主化帶來的混亂造成了強烈的內耗。竟然在長達10年之間沒有行之有效的經濟刺激政策，甚至連計劃都沒有。堂堂民主政府、發達地區，居然在沒有危機的情況下經濟停滯了。
韓國民眾生活質量隨著韓劇的流行也被大家了解了。更不要提金融危機后韓國企業連夜跑路的慘狀。還有將一切的起源據為己有的喜劇行為。
新加坡的外號“李家坡”逐漸為人所知，因為數次積極鼓吹對抗中國而讓很多民眾產生了反感。
一時間，四小龍的光環破滅了。他們從高高在上的“外國”或者“發達地區”，變成了“韓國”，變成了“新加坡”，變成了“香港”。他們仍然發達，但是很多中國的思路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后面加了四個字“不過如此”。
不過，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的產業逐漸開始與他們產生直接競爭。
他們不再遙不可及了。
2010年GDP總量超過日本。距離那個多數人都不認同的帖子發表只有5年。雖然我們今天知道那個人忘記計算了GDP增長率之外的通貨膨脹率和匯率改變。但是即便當年知道了這些，恐怕也很難相信那些預言，尤其是當它來得如此之快的時候。
今天，人們的說辭是：“我們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總量超過了，又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呢？”
這話說得一點都沒錯。其實反過來想想，中國人口是美國的3、4倍，總量超過美國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美國有什特殊技術或者能力能保證他們產出價值的總效率比中國高4倍呢？
如今覺得順理成章的事情，恰恰就在幾年前還覺得不可思議。
以我不多的歷史知識看，人類歷史上這種事情似乎并不經常發生。
曾經有人說中國人一盤散沙，一旦出現大災大難根本不可能團結，更不可能做到日本救災的高度。
然后發生了東海大地震。
短短的一個月，日本的形象破滅了。
救災遲緩，缺乏志愿者，災民長時間得不到救濟，核事故一再擴大，自衛隊一開始拒絕參與核事故救災，年青人都不站出來志愿解決核災難，還有遲鈍地令人感到恐懼的官僚主義，以及為了經濟利益不惜拿全民以及子孫后到健康冒險的財閥，這一切忽然讓很多中國人覺得這個日本非常的陌生。
這就是那個曾經被《夏令營里的較量》的作者大家褒獎的日本的下一代？這就是那個曾經能夠讓中國人從夢中驚醒的日本軍隊？這就是那個以責任和效率著稱的日本工業體系？
無數曾被《夏令營里的較量》搞得童年壓抑的80后在作者孫云曉的博客中大肆諷刺。也許是突然發現那些被夸大了的堅韌的日本小學生竟然一個也沒有長成具備責任心和獻身精神的日本成年人。
當中國的軍人愿意在氣流復雜的群山中空降，愿意駕駛直升飛機在湍流中救援的時候，日本的核事故居然必須靠五六十歲的老人家去解決。這不由讓人感嘆道，日本這尊神像的倒掉。
可以說從此以后，日本也許在產業技術上還值得中國人認真考慮，但在整個國家的角度上說，他們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對手了。
一個缺乏責任心的民族，一個充斥著官僚主義各掃門前雪的民族，在技術上和商業上的優勢恐怕維持不了多久。
曾經我們把“美日”并稱為中國在經濟、軍事、政治上的全方位對手。現在這只剩下“美國”了。
而美國也露出了疲態。當然只是暫時的，但著實讓很多人明白它并非完美。
一切，不過就是20多年而已。
我父親的那位移居加拿大的同學在05年左右回過了一趟。聚會中，我注意到他的白頭發是他們幾個同學中最多的。幾乎他當年的同事們生活似乎都比他舒心。是的，他們的收入恐怕比他低很多，但是生活質量已經提高到了他現在偶爾寧愿當初沒去過加拿大的程度。
二十多年，從認為全盤西化才有出路，到與各個發達國家和地區構成全方位的競爭。
二十多年，從仰視發達國家和地區到平視。
二十多年，軍事從被動逐漸走向主動。
二十多年，從政治孤立走向合縱連橫。
二十多年，我們曾經不敢想象西安這樣的二線城市、大學教授這樣的中階群體也有能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的生活質量。
這個過程，在歷史上都是少有的。而我們正在目擊這種變遷。
這個國家當然還有非常多的問題，尤其是政治上、體制上。有人講這個國家積重難返沒有希望。但是我，作為一個樂觀派，仍然相信：能夠創造這樣的經濟奇跡的中國人，沒有道理會找不到一條道路讓中國的政治向更好的狀態變革。
我今天仍然記得那時候是如何說一個日本工人能頂200個中國工人，仍然記得雜志上說中國人是如何懶和不守紀律，仍然記得章家敦如何宣稱中國經濟崩潰迫在眉睫，仍然記得別人說中國公司如何不可能與外國公司拼技術。
但是，今天我們在這里。我們的工人絲毫不比日本人差，我們的經濟依然在發展，我們的企業已經有不少可以走出去拼技術了。
2011年4月29日我從舊金山飛抵上海。同機抵達的還有很多外國人。其中不乏一些第一次到中國的。令我記憶深刻的是，幾個由英國口音的人士在浦東機場航站樓中行走時，贊嘆道：“Lookatthiscleanandniceterminal。”
其實關鍵不在于他們的贊嘆，而在于我覺得這個航站樓完全稀松平常。
二十年我們創造了一個奇跡，一個我們覺得稀松平常、沒什么了不起的奇跡，而我們還在前進。
我從來不相信任何黨派或個人能夠帶來光明的未來。我一直相信的是中國的人。正是數以億計政治立場不盡相同的中國人帶來了中國的經濟奇跡。我也相信中國人能解決現有的政治問題——即便它也需要一場奇跡。
十一、
觀看美國宇航羅計劃的紀錄片時，我曾經非常的羨慕。羨慕那些工程師能夠有幸誕生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能夠目擊并參與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過程。我想象那些工程師們在每兩周一次宇航發射的任務下恐怕不得不經常熬夜，但是哪里有比參與創造“奇跡”更加令人興奮的事情呢。
現在的中國就是一個奇跡。
我很有幸能在這樣的距離目擊這樣一個龐大國家的復興。我也很有幸能夠有機會參與到這個過程中。
尾聲、
在蘇州參加中學同學婚禮的時候，我和他的研究生師兄聊到他所從事的行業——太陽能產業。
他說中國太陽能產業頗有些兩頭在外——設備和銷售地。
我問能夠改善嗎？
他說正在改善。無論是原料還是設備，國內都有人開始作了。不過要讓國內的人愿意大規模用，恐怕還要升級一兩代以后。
我問歐美的競爭力如何？
他說美國還行，歐洲已經廢了，那種工程師和經營人員的效率，未來絕不是中國同行的對手。
“他們現在還有些技術。”他說，“不過他們終歸要輸。”
瞧，我就是喜歡中國人的這種心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