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川南鹽都，富順縣城里最繁華的地方就是八店街，最大的八家鹽商均在此設立鋪面，故此得名，如今時過境遷，那八家鹽商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但街的名字卻就此流傳下來，在這條街上開設店鋪的也不再僅限于鹽商，銀號、當鋪、古董行、廣洋貨店，諸多商號鱗次櫛比，就連前幾年新開辦的大清銀行也在這條街上設了分行。
富順宣布易幟當天，一部清軍嘩變，除了在城外大肆洗劫之外，少數亂兵還沖進城，在這繁華的八店街上抄掠，雖然很快就被城內駐軍擊退，但街面上的商號也遭了兵煲，當鋪、古董行損失慘重，就連大清銀行也被亂兵放了把火，燒光了全部帳目，讓本地儲戶血本無歸，至于那些存款是否還在銀行之中，卻是誰也說不清楚，甚至這把火到底是哪一方放的，也是眾說紛紜。
雖然亂兵早已撤離，但這八店街上仍是冷冷清清，遠不及火神廟里熱鬧，大大小小的商號都是大門緊閉，正在忙著清點兵煲中的損失，至于開張營業的事情，暫時還顧不過來。
只有大清銀行的那間分行有些特別，雖然正門沒開，但后門卻開門迎客，門邊都站著荷槍實彈的士兵，那塊“大清銀行”的牌匾則被人摘了下來，放在路邊砸了個稀爛。
這副架勢顯然不是在營業，即使想營業也營不了，帳目都還沒清點清楚，怎么可能營業？之所以開著后門，只不過是為了召開一場會議，銀行后頭有座大禮堂，可容四五百人放的那把火也沒波及那間禮堂，因此，這里就成了共和軍“鹽政善后會議”的召開地點，一場決定中國鹽業前途、鹽商命運的大會就在這里舉行。
主持會議的是和軍總司令趙北，列席會議的除了富順的鹽商之外，還有來自于榮縣的鹽商代表、地方名士，另外還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級軍政人士榮縣的王子驤、仁壽的秦省三、威遠的楊紹南和甘東山，這些趁亂而起的民軍首領哪一個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就連遠在州的周鴻勛也千里迢迢帶著袍哥隊伍趕到了富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這里的井鹽！
共和軍西征之后，川南雖清軍重兵彈壓，但無奈地方爛已久，會黨橫行，清軍雖疲于奔命，但各地“民軍”仍是一個勁兒的冒著頭，同盟會策動的川南起義雖然失敗是卻進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遠地區的統治力量，有利于地方豪杰的崛起，這王子驤、周鴻勛等人就是那個時候崛起于草莽的，仗著手下有那么千把號弟兄豎起旗子就造反，占著山頭敢稱王紛粉墨登場，當起了川南的地頭蛇，富榮場的清軍反正之后，這些江湖好漢就扛起革命的紅旗，離開了山寨，帶著隊伍開到了富順想分一杯羹，但沒等這些雜牌隊伍進城牌的革命軍就到了富順縣。
雖說“強龍難地頭蛇”，可如果地頭蛇遇到了蠻不講理、實力強橫的強龍卻也只能甘拜下風共和軍面前，無論是王子驤還是周鴻勛那都是上不了臺面的小角色，論兵他們不及共和軍多，論槍他們不及共和軍利，又有什么資格跟共和軍爭？再加上一個“川南鎮守使”田振邦從中使壞，共和軍沒把他們這些地頭蛇消滅已經是高抬貴手了。
起田振邦，那也是個人物，重慶舉義，他算是為共和軍的西征大業立下大功，為了酬功，總令保舉他做了“川南鎮守使”，將敘州、州、寧遠、敘永這三府一廳的川南地盤劃給了他田某人管轄，這塊地盤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臠，雖說與總司令約定在先，鹽稅、鹽業輪不到他田振邦揩油，可這些地方的田賦、厘金卻都歸田振邦打理，如此財源，田振邦怎肯甘心讓他人分潤？為了實現“川南王”的理想，下濫藥、使壞水、進讒言，什么手段田振邦都試過了，如果不是有總司令的嚴令，恐怕田振邦早就與那幫地頭蛇開戰了。
田鎮守使打得是什么主意，趙北心里一清二楚，田振邦是想做實實在在的“川南王”啊，但總司令偏偏不想讓他得逞。
平衡。一切為了平衡！為政之道就講究這“平衡”二字。現在就滅了田振邦。無益于趙信譽。但如果幫著田振邦滅了王子驤、周鴻勛等人。卻也無助于牽制田振邦。所以嘛。這最好地辦法莫過于和稀泥。讓這幫地頭蛇互相牽制、互相監視。如此。方可保證共和軍在川南地話語權。所以。此次“鹽政善后會議”并不僅僅是為了鹽政改革。而且也是為了安排這些地頭蛇地出路。平衡他們地勢力。為總司令主政全川保駕護航。
田振邦要做實實在在地川南王。王子驤、
也要在這川南一帶刮刮地皮。雙方立場都很堅決。利肯退讓？要想調和他們之間地矛盾。可不是一件容易地事。這得總司令一錘定音。
如果從趙北抵達富順縣那一天算起。這位總司令已經在本埠呆了整整兩天半。可在這兩天半地時間里。富順鹽商和軍政要員沒有一個人看見過這位共和軍地首腦人物。就連精心準備地接風宴也是藍天蔚、傅華封代為出席地。誰也不知道趙總司令到那里去了。可偏偏從鎮守使田振邦地嘴里傳出風聲。說是共和軍方面打算整頓鹽政。刷新鹽業。
可具體怎么整頓、怎么刷新。卻沒一個人知道。藍天蔚、傅華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剛剛從成都趕到富順。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銀子什么也不懂。結果這兩天下來。所有地鹽商無論產業大小。均是戰戰兢兢。現在都知道已經改朝換代了。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地換了人。連大臣都能換。何況小小鹽商？
鹽商。中國古代商人中地翹楚。憑借著特殊地位不僅為自己攫取了大量財富。同時也與官場保持著千絲萬縷地聯系。要想扳倒一個鹽商。那需要動用足夠地力量。鹽政。不是那么容易整頓地。至少在承平年間如此。
前清時候的鹽政講究八個字：裕課、恤商、利民、杜私。裕課，是指最大限度榨取鹽稅，充裕國庫；恤商，是指減輕鹽商負擔，避免涸澤而漁；利民，是說降低鹽價，擴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說盡力杜絕私鹽販賣，維持鹽稅收入。
這八字真言看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但實際上卻全不是那么回事兒，從清初開始，這鹽政就一路磕磕絆絆，就沒有走得順暢的時候，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那“八字真言”之間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課就意味著要加大對鹽商的壓榨，鹽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會自己承擔這苛重的賦稅，自然會放棄那些遙遠而又毫無利潤可得的引岸，還必須想盡辦法將私鹽變成官鹽，以降低成本，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兩個直接后果：其一，偏遠地區的百姓無法吃到官鹽，或根本吃不起鹽；其二，大量鹽稅流失，或變成了鹽商的豪宅、戲班，或進入了鹽官、稅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當然，清朝統治者不是沒考慮過對鹽政實施改革，從立國之初起，皇帝們就一直盯著那鹽稅，底下的那幫能臣也沒少出好主意，只是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敢動手而已，所以，鹽商得以繼續維持著他們的特權，不過這個特權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用一句官場的話來說，鹽商就是朝廷養的“肥豬”。
皇帝之所以愿意維持_商的特殊地位，純粹就是在養肥豬，什么時候缺銀子了，什么時候就殺豬，而鹽商數量有限，這就決定了殺豬程序的簡便，有幾口豬，每一口豬有多肥，這些細節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圖索驥，沒一個能跑得了。沒辦法，古代中國商業、貨幣的流動性太差，只有財大氣粗的鹽商才有足夠的現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沒有這種實力，南方的行商雖有這種經濟實力，但現金不足，也不是旱澇保收的行業。
只鹽商才是肥豬，宰起來痛快，作為交換，朝廷也就給予這些鹽商特殊照顧，甚至可以為鹽商子弟的科舉應試提供種種便利。
清初的鹽法是商引岸制，是直接繼承的明代鹽法，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許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現了改革鹽法的呼聲，只是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滅而終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間，鹽法敗壞已極，嚴重影響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對鹽政進行小范圍修整，敲敲打打，勉強應付，自那之后，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曾試圖對鹽政進行徹底整頓，就場征稅、民運民銷…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籠，直到道光年間，終于出現了“票鹽法”，從根本上解決了綱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進一步推廣，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先后爆發，為了解決軍費問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又對鹽政指手畫腳，采取了寓綱法于票法的循環票法，等于是又退回了綱商引岸制，從此之后，清朝的鹽政就再無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滅，這綱商引岸制也沒廢除。
如果從明代算起的話，這一古老鹽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曾有歷史學家評論說“古代中國是個保溫瓶”，鹽政制度或許可以為這句話做個完美的注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