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是多愁善感的季節。
從生機盎然向蕭索寒冷轉變過度，明顯的風景及溫度差異容易觸動人心變化，是故在文藝家的筆下，深秋總是以詠嘆調的形式出現。
“阿嚏!”
剛走下舷梯，還來不及感嘆一下異國的深秋風景，帕西法爾連打了三個噴嚏。
“抱歉。”
掏出手絹擤了擤鼻子，匆匆整了整儀表，帕西法爾重新立正、敬禮，用最為一本正經的語氣說到:
“辛苦諸位前來迎接了。”
帕西法爾的語氣、動作全部無可挑剔，只是他渾身上下洋溢的的慵懶氣氛還有寒酸氣質與身上的軍服格格不入。原本帥氣的帝國軍少將制服、騎士十字勛章、一級鐵十字勛標套在他身上就成了把面包店學徒拖出來硬套上軍裝的怪異組合，帥氣的制服生生被他穿出了一股甜甜圈的味道。面對這種氣質、外表和名聲沒有一絲交集的狀況，繞是負責接待工作的拉普蘭軍官見多識廣，一時間也深陷錯愕之中難以自拔。
過了足足十秒，兩位頭頂子爵爵位，肩扛少將軍銜的拉普蘭貴族軍官才想起還禮。
其實帕西法爾同樣是少將，而且爵位也只是帝國騎士（原本上層打算授予他子爵的爵位和領地，結果他以‘不擅長經營領地’為由，只要了一筆年金和勉強接受了騎士頭銜。私下有傳言說他拒絕爵位和領地真正原因是“有多余之物在身邊的話，退休后也不能清閑的生活了”…），在軍銜對等的情況下，爵位較低的一方被壓一頭是很常見的事情，不過兩位爵爺可不敢擺譜。
先不說對面是享有赫赫武勛的艦隊提督，此次是在“友好交流”的名目下前來幫助拉普蘭整頓和推動軍事改革。如今拉普蘭的立場本身就使得其貴族和軍人在面對帝國時缺少底氣。
半年前的共同會議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確保拉普蘭永久中立地位的《波恩條約》上簽字，從政治層面上來講，拉普蘭的永久中立地位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理論上來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包括拉普蘭自己在內，沒有誰會真的相信靠一紙文書就能徹底保障和平與中立。
特別是面對羅斯聯合公國的時候。
基于歷史因素和地緣政治，公國一直對拉普蘭抱有野心。照道理說，在波恩遭到整個世界的反對意見，被迫在《波恩條約》上簽字的時候，公國應該放棄不切實際的想法，集中精力處理內政、緩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修補和各國之間的關系等等重要事務。然而公國卻并沒有這么干，反倒是不斷加強針對卡累利阿地峽的軍事部署，并且在國內輿論上制造針對拉普蘭的不友善氣氛。
從種種跡象來看，公國顯然是有一些“睦鄰親善之外的想法”，而且這種想法已經進入規劃籌備階段了。
身為多年的老鄰居、老對手，拉普蘭對公國的行為一點都不意外，就連公國行為背后的想法都一清二楚。
簡單來說，公國已經到了必須用一場“不大不小的勝利”來緩和國內危機的地步了。
公國的危機源自于其上層發起的改革，即終結農奴制度，使國家重新煥發活力——這一十分美好的愿景，為這個老舊腐朽的國家送來一絲清風的同時，也開始動搖整個國家的基石。
近代化的本質乃是資本力量的快速積累和發展，城市化是資本發展的次生品。為了滿足設立在城市內各種工廠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大量農村青壯年拖家帶口大舉遷入城市。當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后，其糧食供應勢必有所削弱。此外，隨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斷增長，城市對各類農作物和糧食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受此前的戰亂影響，帝國、阿爾比昂、卡斯蒂利亞都是公國產糧食的主要買家，公國全年糧食總產量的20用于出口。隨著戰爭結束，國際間心照不宣的備戰工作開始，對公國產糧食的供應需求并未受停戰影響，還在持續增長。
需求刺激著生產。為了提高糧食產量，一部分有遠見的貴族、地主嘗試引入外國最新式的農機設備和農業知識，興建水利灌溉設施，建立現代化的耕種體系，努力增產以滿足市場需要。但這一部分人在公國中上層中只是少數，絕大多數貴族和地主認為改進種植方式、引進外國技術所付出的成本遠比直接壓榨農奴要多得多（事實也是如此）。比起耗時費錢去做長遠規劃及改變，他們更熱衷于采取增加勞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方式來增加收入。于是，本就在貧困線上掙扎的農奴生活越發每況愈下。一些地區的農奴往往辛勞一年卻連養活一家人的口糧都剩不下。
在每一分鐘都在增加的壓迫和負擔之下，逃亡或者借高利貸贖身，舉家遷入城市去工廠打工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可這一來就造成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人口持續下降，地主為了阻止農奴離開，不斷提高贖金，或者干脆用暴力阻止農奴離開，這就導致矛盾和沖突進一步升級。
除了農奴和地主之間的矛盾，新興的資本力量與傳統的地主、貴族階級的矛盾也在快速積累增加。
由于備戰的需求、國家對工業發展的政策扶持、新技術的持續注入，公國的資本力量發展可以用進展迅猛來形容。伴隨著國內市場的擴大，各類工廠開始大量取代傳統手工作坊。當城鎮人口已經無法滿足日漸擴張的工廠對勞動力的需求時，雇主們赫然發現公國絕大多數的勞動力正被鎖鏈鎖在農田里。隨之而來的便是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受人工成本的影響，各種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市場消費意愿普遍不強，完全無法和性能更好、價格相對適中的帝國同類產品競爭。這對正在發展階段的公國資本力量可謂打擊嚴重。
縱觀以上種種現象，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幾個世紀以來，農奴制度都是公國的基石，但面對眼下的困局，如果公國不做出改變。曾經的基石一樣可以拿來當墓石用。
充分理解這一點后，公國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義頒布《廢除農奴制度敕令》既符合現實需求，也順應民意。可這一紙敕令并未讓公國內部的矛盾和沖突平息下去，反而是讓矛盾越發尖銳激烈了。
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彌平社會矛盾的改革，都必須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釋出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使最底層的民眾獲得足夠改善生活狀況的必要資源。但又有多少上位者肯做出改變，松一松手掌，讓利益從指縫里漏出一些，施舍給螻蟻一般的民眾呢或許會有明智之人認識到狀況，可這些人終究只是少數，不足以改變整體局勢。更何況全公國最大的地主就是沙皇本人，要讓“小爸爸”主動割肉給“牲口”…怎么想都覺得不靠譜。
所以，所謂廢除農奴制的實質，只是公國上層基于國內危機被迫仿效查理曼、阿爾比昂曾經的行為，是一場以騙代奴的忽悠戲碼而已。不過是將“農奴”的頭銜換成了“佃戶”，給予了他們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力。理論上來講，在司法層面上，這些人享有和地主一樣的地位，而且還能在地方自治的“縉紳會議”上投票。可這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要沒人買票，選舉權不可能憑空變出面包。而有了人身自由又如何這對養家糊口有幫助嗎至于司法上的“平等”同樣沒有意義，以公國的狀況，有錢人和權力者有太多太多的辦法去處理糾紛了，不談買兇殺人之類的“粗暴手段”，光打官司產生的費用就足以讓一般家庭破產，全家流落街頭，或是受不了壓力自殺和被送進瘋人院。遑論其它手段。
從結果上來講，公國廢除農奴制的行為只是拿走了物理上的鎖鏈，無形的鎖鏈依然存在。施舍給農奴“自由”，無非是讓他們從被皮鞭催著干活向自覺自愿沒日沒夜勞作轉變，或是方便這些勞動力走出農田，向需要他們的地方流動而已。
大部分人選擇了后者，成千上萬人離開了世代居住的土地走入城市，涌入城市蓬勃發展的工業化潮流之中。大量勞動力的加入使得公國工業發展堪稱令人振奮。并且出現了從糧食、原材料出口向初級工業品加工發展的跡象。然而好景不長，迅速增長的城市勞動力很快就趨于飽和，超出了需求上限，直接導致勞動力價格走低，失業率不斷增長。因為有一技之長或足夠幸運的人固然保住了工作，但也只能勉強糊口，嘗盡貧困滋味；那些沒了土地又沒了工作的人被迫流落街頭，成為貧民窟里的流民。這些連社會底層都無法立足的人在現實的折磨下紛紛轉變成暴徒、、犯罪者以及其它不安定因素。
與之相對，底層日益加劇的貧困嚴重削弱了公國的國內消費市場，產品滯銷、利潤下降的現象越發嚴重，導致資本家持續縮減生產規模以降低成本，反過來又減少了就業機會，增加了失業率，從而將更多人推落貧困線以下的懸崖。與此同時，由于投入生產已經無法獲得利益，大量資本開始向投機市場流動，游資不斷抬高或壓低各種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獲利，嚴重擾亂市場，進一步加劇了底層的貧苦。
在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國的社會正日趨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