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群居性生物，人類需要同伴來消除孤獨感和不安全感，只是如果是兩個人，那么雙方都會為彼此的存在感到喜悅，加入第三個人之后就會發生爭吵，進而分裂成少數派和多數派，多數的一方壓制少數的一方。人越多，派系也越多，爭吵與斗爭也越多。
派系斗爭的歷史貫穿整個人類文明史，有人的地方就有派系，有派系的地方就有斗爭。標榜共和與自由的共和國亦不例外，由于其特殊的制度與國情，這種斗爭不但浮于表面化，而且還顯得異常激烈。
“我們對政府的回答是，我們社會民主黨堅決反對政府追加任何新的軍事預算!”
一個謝頂的中年男人站在眾議會發言臺上大聲疾呼:
“我在這里再次提醒眾議會諸公，戰爭不能解決共和國當前面對的問題，繼續增加軍費開支必然擠占教育、醫療、科研等民生項目在國家預算中的比例。不管是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這對我國都是不利的。如今各行各業都缺少熟練的工人，童工和老年工人在各行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20，如果繼續增加軍費，會出現更多的輟學童工和貧困老人，國家財政會持續惡化，共和國將難以為繼!”
社民黨議員歐文.弗萊耶開始列舉種種數據和他的所見所聞，他的準備扎實，各種數據精準易懂，對城市和鄉間的種種描述得栩栩如生。不過認真聽他演講的議員并不多，因為大家對國內社會民生的種種問題早已心知肚明。
從共和國建國伊始，經濟問題就在困擾著這個新生國家的各階層。由于戰爭時期的巨大開銷和濫發紙幣，舊王國的財政和信用完全破產，為了穩定人心和維持正常的政府開支，共和國政府大量發行紙幣“銀圓券（與白銀掛鉤）”，直到停止印刷發行為止，一共發行了兩億五千一百四十四萬兩千千百五十之巨，這些紙幣都是在不具備足夠支付能力的情況下印發的，原本的目的只是為了救一時之急。可隨著財政缺口越來越大，加印乃至濫印紙幣也就不可避免了。
導致共和國財政困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半以上可以追溯到帝國身上，剩下一小半里也或多或少和帝國有關系。
諸多問題之中最突出最急需解決的就是由回收金圓券、貨幣改革、供需不平衡，對外貿易幾近斷絕、國內居民普遍貧困且缺乏購買能力，本地市場已經飽和等問題引發的極端通貨緊縮。
沒錯，共和國建國第一個年頭面對的問題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
從本土轉移到海外殖民地時，舊查理曼的殘黨們清點手頭剩余的資產時赫然發現，殖民地自身的物資儲備和轉移過來的物資全部加起來，最多只夠消耗五年。與不樂觀的物資儲備相對應的是，他們極度缺乏用于穩定物價的貴重金屬，除了一堆和廢紙幾乎無異的金圓券、軍票，手里就剩下十幾噸每天都在貶值的白銀。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再度爆發，采取貨幣緊縮政策不可避免。
共和國使用的手段主要有兩項，其一是貨幣改革，成立共和國國家銀行，憑借國家權力發行統一的新貨幣，規定任何債務人必須以國家銀行發行的新紙幣作為法律償付幣，而不得使用外國硬幣或金圓券、軍票。同時對舊貨幣，如金圓券和軍票等，以400:1的比例進行強制兌換回收；其二是通過政治協商談判，通過轉讓部分技術專利和開放部分市場換取阿爾比昂等國的援助。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采用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共和國不想剛成立就破產的話，就非進行貨幣改革不可。只是這么一來，大部分的損失便轉嫁至普通民眾身上，這就未免太殘酷了一點。
狂貶已經一文不值的紙幣，意味著農民、工人、小作坊主和小商人的辛勞付諸東流。對外開放市場則意味著本國農業、工業必須面對享受政府補貼的外國同行的競爭，加上普遍購買力不足，市場流通貨幣大幅減少，這就導致極端的通貨緊縮。這種堪比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現象到底有多可怕，從一位鄉下老農寫給密涅瓦和參眾兩院的陳情書中能充分感受到底層民眾的辛酸與絕望。
“我們懇請諸位注意，如果諸位還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來保障人民的生活，我們一半的居民將會在短期內破產…警察天天從我們的家里搬走能換錢抵稅的東西，我們的土地由法官宣誓估價后以原價三分之一的價格出售，健壯的牲畜被法院壓低至市價一半的價格叫賣…與此同時我們盤點了一下需要繳納的稅項:市政稅、交通稅、階級稅、國家正稅…全部項目加起來比農場全部租金還多一半…女人和孩子在挨餓，老人只剩一口氣，除非發行紙幣或指定其它媒介物，使我們能償還賦稅和債務，否則諸位還能從我們身上搜刮到什么呢”
從滿是怨氣和牢騷的文字中，不難發現底層民眾生活的艱辛。而最后一句話——“否則諸位還能從我們身上搜刮到什么呢”——所要表達的意思也極為明確:除了這條命，他們已經一無所有。
請愿書陳述的內容讓人傷心之余亦感警醒，但并無助于改變現狀，更不要說他們關于增發貨幣的要求根本是對實際情況的誤解。
貨幣本身并無“價值”，只是作為買賣過程中的媒介標尺才有其意義。信中抱怨貨幣太少，導致有東西也找不到買家，是背離實際情況的。由于缺乏經濟學相關知識，農民和工人簡單地認為自己的收獲和出產之所以低，是因為市面上缺乏足夠的貨幣流通，所以實際上他們的核心訴求并不是要政府多印紙幣，增加貨幣的供應量，而是希望政府能“多發行錢”，讓更多的錢出現在市面上，自己的勞動成果就能換回更多回報，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僅此而已。
然而問題的根源并非流通貨幣不足這么簡單，帝國的海上封鎖，物資供應短缺、購買力低下、政府財政困難、貨幣改革、新老移民土地糾紛等因素相互作用這才導致了極端通貨緊縮。
因為物資緊缺且大多數人沒錢也沒意愿消費，為了避免遭受損失，工廠和農場限制產量，企業利潤下滑，損失直接由工人承擔，工資下降，人們消費意愿進一步降低，于是生產活動進一步降低，工資繼續下降，除了男性，女性和兒童為了生存大量進入工廠和作坊勞動，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工作崗位的緊缺，貧困繼續加劇，生產出來的東西更賣不掉，只能賤賣或減產…
這種可怕的惡性循環便是通貨緊縮。
要想恢復物價和貨幣供應，首先必須從外國貸款或獲得援助重啟生產，通過對外貿易刺激工業生產增長，逐步恢復市場秩序，最終建立起健全的財政體系。
道理其實并不復雜，學過經濟學，懂得經濟法則的人都清楚。可共和國的農民和商販不懂這些，他們只知道自己的日子快過不下去了，“傲慢又冷漠的政府”卻對自己的困境視若無睹，一方面變本加厲的盤剝，另一方面卻開放市場給那些廉價的、利用不公平手段競爭的外國商品，讓那些面目可憎的外國人拿走本應屬于共和國國民的利潤。
民眾很生氣，后果很嚴重。
由于建國初期還不存在所謂的反對黨，民眾雖有投票權，且投票機制和執行過程都極度公正，可當時參眾兩院的議員都不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而是由立法機構和臨時內閣提名產生。民眾實際上只是多了一個說“是”或“不是”的權力，政府意圖通過的法律條例一定會順利通過。因此民眾不可能也從未想過要通過手里的選票去和政府講理，甚至教訓政府。比起咬文嚼字，他們更喜歡用拳頭和棍棒進行“辯論”。
幾乎是一夜之間，各種暴力抗稅、抗法活動席卷共和國的鄉野村鎮，沖突最激烈的幾個村莊甚至發生了被逼急了的農民們仗著人多勢眾強迫治安官和稅務官吃掉自己帶來的變賣欠稅居民財產文書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情，一些心懷不滿的老兵更是糾結戰友和親朋好友，拿出各種武器嚷嚷著要進軍首都，掀起“二次革命”。
眼看著剛建國還沒滿一年的共和國就要玩完，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妥協，開始增加銀元券的發行量。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國在這一階段雖然增加了銀元券的發行量，但總體上是非常小心的，經歷過舊王國末期通貨膨脹噩夢的民眾對此也能夠體諒，畢竟誰都不會想再回到那種一麻袋金圓券只能買幾個發霉土豆的日子。
就這樣靠著外國援助和技術轉讓，共和國挺過了最艱難的第一年，隨著工農業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對外貿易的盈余開始充實國庫，整個國家的經濟出現好轉的跡象之際，對共和國經濟堪稱噩夢的萊茵蘭號事件爆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