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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墻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里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里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里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里來了。他舒適地在一張藤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癥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復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后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濕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么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么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只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后是留著男孩發式的頭，兩只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兒冒出來這么個人？這算什么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后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么鉆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發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后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后，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里遇見了扎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臺。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體，胯骨周圍系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扎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掛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臺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后，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臺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臺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后面發出一片噓聲，氣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里，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里，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唿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于是，臺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刮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機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布，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臺。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扎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里坐了很久。扎爾基在一個專區的黨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驚奇地問。
扎爾基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兒去了呢？”保爾更加驚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黨以后，他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聽說他恢復了黨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廠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扎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幾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勛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黨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里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在場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之外，幾乎全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委委員巴爾塔紹夫，矮墩墩的個子，五十上下年紀，過去在烏拉爾地區當翻砂工人，他先發言，聲音不大：“是的，有事實為證，出了新的反對派，我們原先就有預感，果然發生了。新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們狼狽為奸，相互打氣。如今這個各色反對派拼湊起來的大雜燴開始行動了。”
坦波夫來的檢察員插進來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就對同志們說過：‘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結親。’當時，季諾維也夫帶著一幫列寧格勒代表一個勁兒反對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一聲不吭，凈在一邊看熱鬧，心里則在尋思：‘你們這幫狗崽子，因為‘十月革命的教訓’一直在攻擊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進了同一個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來都在跟托洛茨基主義作斗爭，在各個轉折關頭都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黨內異己派別，他們決不會背叛布爾什維主義，決不會聽命于他們長期激烈批判過的人。
“結果怎么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里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爾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么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于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臟話來！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黨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亂，破壞黨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斗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聽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趕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后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里，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后，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后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鋪著白臺布的床頭柜，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里，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臺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臺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后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后，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干不凈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么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機車庫工作，帶著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壞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干，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斗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干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么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云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后，我剛能走動，就恢復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里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干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里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里。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后，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么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致的房間里，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里說起，說些什么；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癥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里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里，確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么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會怎么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了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將會怎樣。臨分手的時候，巴扎諾娃輕聲叮嚀他：“柯察金同志，別忘記我對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況都可能發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她從窗口看著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著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里亞。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從房里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那個德國人滿頭金發，長著兩只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譯者］。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并向保爾伸出一只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后，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里的一切方法幫忙。保爾了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這回他舊傷復發，又倒在床上。盡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贏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嘆氣。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凈。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著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余三個人，一個是克里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著兩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鬢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列杰尼奧夫。這里的確有五個民族：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瑪爾塔和瓦伊曼懂德語，埃勃涅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個病室而成了朋友。瑪爾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為語言相通而親近起來，使列杰尼奧夫和保爾結交的則是國際象棋。
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杰尼奧夫到來之前，保爾是療養院里的國際象棋“冠軍”。他是經過一場頑強的冠軍爭奪戰，才從瓦伊曼手里奪過這個稱號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平時從來不動感情，這次敗在保爾手里，心情卻很不平靜，一直對他耿耿于懷。不久，療養院來了一位高個子老頭，他雖然五十歲了，看上去卻非常年輕。他邀保爾下一盤。保爾沒有想到對方是強手，不慌不忙地開了一個后翼棄卒局。列杰尼奧夫不吃棄卒，以挺進中卒相應。保爾作為“冠軍”，有義務同每個新來的棋手都下一盤。下棋的時候，總有很多人圍著觀看。走到第九步上，保爾就發現，列杰尼奧夫那些沉著挺進的小卒在向他步步進逼。保爾這才明白他遇到了勁敵，悔不該對這場比賽掉以輕心。
經過三小時鏖戰，盡管保爾聚精會神，使盡一切招數，還是不得不認輸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敗無疑。保爾看了他的對手一眼。列杰尼奧夫慈祥地微微一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要失敗了。愛沙尼亞人瓦伊曼一直緊張地注視著戰局，巴不得保爾一敗涂地，但是卻什么也沒有看出來。
“我永遠要堅持戰斗到最后一卒。”保爾說。這句話只有列杰尼奧夫聽得懂，他點了點頭，表示贊許。
五天里保爾同列杰尼奧夫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兩勝一和。
瓦伊曼興高采烈地說：“好極了，謝謝您，列杰尼奧夫同志！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該！他把我們這幫老棋手全給打敗了，可他自己還是在一個老頭手里栽了跟頭。哈哈哈！…”
接著，他嘲弄這個曾經戰勝過他的敗將說：“怎么樣，吃敗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丟掉了“冠軍”稱號。他雖然失去了棋壇榮譽，卻結識了列杰尼奧夫，后來列杰尼奧夫成了他非常敬愛和親近的人。保爾這次棋賽敗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戰略的一些皮毛，一個普通棋手當然要輸給精通棋藝的大師。
保爾和列杰尼奧夫有一個共同值得紀念的日期：保爾出生和列杰尼奧夫入黨正好在同一年。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近衛軍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從事過多年地下斗爭，蹲過沙皇監獄，后來一直擔任國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個有著烈火般的青春，雖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爭經歷，但是這八年卻抵得上好幾個人的一生。他們兩個，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和被摧毀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爾的房間便成了俱樂部。所有政治新聞都是從這里傳出來的。晚上，十一號房間里很熱鬧。瓦伊曼動不動就想講點黃色笑話，對這類東西他總是津津樂道。
但是他馬上就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的夾攻。瑪爾塔善于用機巧辛辣的嘲諷堵他的嘴；如果不見效，保爾就出面干預。比如有一回，瑪爾塔說：“瓦伊曼，你最好問問大伙，也許你的‘俏皮話’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
保爾接著用不平靜的語氣說：“我真不明白，你這樣的人怎么會…”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兩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臉上掃了一下，說：“看來得在政治教育委員會設一個道德督察處，并且推舉柯察金當督察長。對瑪爾塔我還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當然的反對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像個共青團小寶寶似的…再說，我根本就不喜歡雞蛋來教訓母雞。”
在這場關于共產主義倫理的激烈爭論之后，說黃色笑話被當做一個原則問題提出來討論。瑪爾塔把各種不同觀點翻譯給埃勃涅聽。
“黃色笑話不很好，我和保夫魯沙看法一樣。”埃勃涅表態說。
瓦伊曼只好退卻了。他竭力用開玩笑來打掩護，但是，從此以后再也不講這類笑話了。
保爾一直以為瑪爾塔是個共青團員。他估計她大約只有十九歲。但是有一次他同瑪爾塔談天，吃了一驚，原來她已經三十一歲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黨，而且是拉脫維亞共產黨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將她判處槍決，后來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蘇維埃政府贖換回來。現在她在《真理報》工作，同時還在大學進修，不久就可以畢業。保爾沒有留意他們的友誼是怎樣開始的，但是這個常來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脫維亞人已經成了他們“五人小組”的不可缺少的成員。
一個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脫維亞人，調皮地逗她說：“瑪爾塔，你那可憐的奧佐爾在莫斯科怎么過呀？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響起床鈴之前一分鐘，療養院里總有一只公雞大聲啼叫。埃勃涅學雞叫真是學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員到處尋找這只不知從哪里鉆進來的公雞，但是毫無結果。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了。醫生不許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難過。他喜歡這個樂觀、開朗、從來不灰心喪氣的青年布爾什維克，這個年輕人是這樣朝氣蓬勃，卻又這樣早地失去了健康。瑪爾塔告訴他，醫生們都說保爾的未來是不幸的，埃勃涅聽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爾離開療養院，醫生始終沒有允許他下地走動。
保爾向周圍的人隱瞞著自己的痛苦，只有瑪爾塔根據他那異常蒼白的臉色，才猜出了幾分。出院前一個星期，保爾收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長兩個月，并且說，根據療養院的意見，按他目前的健康狀況，不能給他恢復工作。隨信還匯來了一筆錢。
保爾經受住了這第一次打擊，就像當年向朱赫來學習拳術時，經受住了朱赫來的打擊一樣；那時他也常常被打倒，但總是立刻就站了起來。
他意外地收到母親的一封來信。老人家在信里說，她有個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離葉夫帕托里亞不遠的一個港口，她們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面了，母親要兒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星期后，療養院的人全都到碼頭熱情歡送保爾。分別的時候，埃勃涅熱烈地擁抱和親吻保爾，就像送別自己的弟弟一樣。瑪爾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爾沒能向她告別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輛敞篷馬車把保爾從碼頭拉到一座帶小花園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來。保爾叫陪送他的人去打聽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親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婦人，兩只黑眼睛抑郁寡歡，衰老的臉上還殘留著往日的秀麗；她的兩個女兒廖莉婭和達雅，廖莉婭的小男孩，還有那個胖得像豬似的令人厭惡的老頭子丘察姆。
老頭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兒達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兒廖莉婭原先是個打字員，不久前同丈夫――一個酒鬼和流氓――離了婚，現在失業閑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幫助母親管管家務。
除了兩個女兒以外，阿莉比娜還有一個兒子，叫喬治，他現在在列寧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爾，只有老頭子用不友好的戒備目光仔細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爾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講給阿莉比娜聽，順便也問問她們的生活情況。
廖莉婭二十二歲。她是個心地淳樸的女子，栗色的頭發剪得短短的，臉龐寬闊，顯得開朗大方。她和保爾一見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動告訴了他。保爾從她嘴里了解到，老頭子專橫暴虐，扼殺一切主動精神，不給人絲毫自由，把全家壓得氣都透不過來。他心胸狹隘，目光又短淺，還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膽，因此，兒女們都極端厭惡他，妻子對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來一直反對他的暴虐行為。兩個女兒總是站在母親方面。家里不斷發生爭吵，生活過得很不愉快。成天都為大大小小的事情慪氣，沒完沒了，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的。
家里的第二個禍害是喬治。從廖莉婭的話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負，好吹牛，講究吃穿，喜歡喝酒，是個地地道道的浪蕩公子。中學一畢業，喬治這個母親的心肝寶貝，就伸手向母親要錢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學。叫廖莉婭把戒指賣了，你的東西也賣賣。
反正我得有錢花，你們怎么弄到錢，那我不管。”
喬治摸透了母親的脾氣，知道她對他有求必應，因此恬不知恥地利用她的這個弱點。他對兩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們，認為她們比他低一等。母親把從老頭子那里摳來的錢和達雅的工錢全給兒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學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孫山，卻逍遙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連三地打電報嚇唬母親，逼她寄錢。
小女兒達雅，保爾這天很晚才見到。母親在過道里低聲告訴她來了客人。她靦腆地伸出手，同保爾握手問好。在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面前，她羞得臉一直紅到耳根。保爾沒有立刻放開她那長繭的有力的手。
達雅滿十八歲了。她長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對深棕色的大眼睛、兩道蒙古型的細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執的紅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歡。帶條紋的工裝上衣，緊緊箍著她那富有彈性的年輕的胸脯。
姐妹倆各住一間狹小的房間。達雅房間里有一張小鐵床，一只柜櫥，柜櫥上放著各種小擺設和一面小鏡子，墻上掛著三十來張照片和畫片。窗臺上擺著兩盆花――一盆深紅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紗窗簾用一條天藍色的絳帶攏在一邊。
“達雅從來不歡迎男人進她的房間，可是您看，為您竟破了例。”廖莉婭開妹妹的玩笑說。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兩個老人房間里喝茶。只有達雅留在自己屋里，聽大家談話。丘察姆專心致志地攪著茶杯里的糖。從眼鏡上邊惡狠狠地打量著坐在他對面的客人。
“還是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腦袋就打開了花，很明顯，是個標準的公子哥兒。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該著他的似的。在這兒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讓他早點滾蛋。這幫黨員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惡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們。這下好，家里又來了一個，鬼知道打哪兒冒出來的。”
他氣惱地尋思著。為了給客人找點不痛快，他幸災樂禍地問：“今天的報紙讀了吧？你們的領導在火并呢。就是說，別看他們是高層的政治家，跟我們平頭百姓不一樣，暗地里卻都在拆對方的臺。真熱鬧。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來這兩個人降了職，他們幾個又聯起手來對付那個格魯吉亞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還是有句老話說得好：老爺們打架，小人們遭殃。”
保爾推開沒有喝完的茶杯，兩只眼睛冒火似的，盯著老頭子。
“你說的老爺們指誰？”他一字一句地問。
“隨便說說罷了。我是個非黨人士，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輕時候當過一陣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閑談，蹲了三個月班房。后來看清了――得多替自己著想，別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誰也不會白給你吃閑飯。眼下我是這么個看法：我給你干活――你給錢，誰給的好處多，我就擁護誰。什么社會主義啊，對不起，這些廢話全是說給傻瓜聽的。還有什么自由啊，你給白癡自由，他還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對現今的政府不滿意，那是因為我看不慣時興的那套家庭規矩，還有別的一些說道。倫理道德、社會風尚全扔到了腦后。說結婚就結，說離婚就離。一百個自由。”
老頭子嗆了一下，咳嗽起來。喘過氣來以后，他指著廖莉婭，說：“這不是，誰也沒問，就跟那個野漢子同居了；跟誰也沒商量，又散了伙。現在倒好，還得養活她和一個野孩子。太不像話了！”
廖莉婭痛苦地漲紅了臉，藏起滿眼的淚水，不讓保爾看見。
“照您這么說，她倒應該跟那個寄生蟲過下去？”保爾問，兩只眼睛燃燒著怒火，直瞪著老頭子。
“本該先看好了，要嫁的是個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談話，她強忍住滿腔惱怒，斷斷續續地說：“我說，老頭子，你干嗎當著外人的面談這個呢？談點別的不行嗎？”
老頭子猛地湊到她跟前：“該說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訓起我來了？眼下這世道，甭管你說什么，都叫人生氣。
“比方昨天吧，我聽帕韋爾安德列耶維奇開導他那幾個女兒，對，好像是他，沒錯。練嘴皮子你是把好手，這我沒說的，可除了嘴皮子，總還得喂飽肚子吧。你就這么叫她們去過新生活？這幾個傻瓜腦袋什么都能灌得進去。再說廖莉婭這新生活吧，連飯碗都砸了。失業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們喂飽，然后再叫他們洗腦筋，年輕人。你告訴她們再這樣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們領去，養著去。眼下她們在我這兒，就得聽我的。”
阿莉比娜預感到風暴即將降臨，她趕快盡量緩和氣氛，說：“廖莉婭夠苦的啦，老頭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總會找到工作的，她…”
老頭子胖乎乎的脖頸上暴起了青筋。他壓根兒沒想壓壓自己的火氣。
“往后，往后，誰要你的空頭支票？到處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個勁兒許愿，說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來了另一幫神甫。你那個往后頂個屁。到那時候，世界上我這個人都沒了，往后還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難，讓別人過好日子，干嗎我？還是讓每個人多為自己操點心吧。我看就沒有一個人替我使過勁兒，讓我過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別人創造什么幸福生活。帶著你們的空頭支票見鬼去吧！早先每個人都替自己干，攢下錢，要什么有什么。如今這幫人開始建設共產主義，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嚕一聲，惡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爾坐在丘察姆近旁，對這個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塊產生了一種生理上的厭惡。這老頭是舊時代苦役犯世界的縮影，在那個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敵。獸性的利己主義經常暴露出來，不足為怪。保爾把已經到了嘴邊的激烈言辭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個――還是要給這個可惡的生物來個當頭棒喝，把他頂回去，頂到他剛才冒出頭來的那個老窩的底里去。他松開咬緊的牙關，胸口頂住桌子邊沿，說：“波爾菲里科爾涅耶維奇，你很干脆，請允許我也直言相告。像您這樣的人，我們國家是不必征求他們的意見，問他們是不是愿意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有一支偉大的、強有力的建設大軍。要阻擋他們史無前例的進軍，連國際帝國主義也辦不到，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比你們要大一些。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這場變革。至于你們這樣的人，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都將被強制去為建設新社會而工作。”
丘察姆懷著掩飾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爾。
“他們要是不服從呢？你知道，暴力會引起反抗。”
保爾把一只手緊緊壓在杯子上。
“那我們就…”保爾抓住杯子，猛一使勁，只聽咔嚓一聲，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進了盤子里。
“你手輕點，年輕人。一只杯子八十六個戈比呢。”丘察姆來火了。
保爾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對廖莉婭說：“請你明天幫我買十只杯子，厚點，帶棱的。”
夜里，保爾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個偶然的機緣使他來到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們的家庭悲劇。他在考慮，怎樣才能幫助她們母女沖出牢籠。保爾自己的生活正在剎車，他本人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眼前要采取果斷的行動，比任何時候都困難。
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拆散這個家庭，讓母女三人永遠離開老頭子。但是。這件事并不那么簡單。發動這場家庭革命，他現在力不從心，再過幾天他就要離開這里，而且可能再也見不到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聽其自然，不在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揚起積塵？但是，老頭子那副可憎的模樣實在使他不能平靜。保爾擬了好幾個方案，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床搭在廚房里，隔壁是達雅的臥室，她想東想西，心神不寧，也沒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婭和保爾在她的小房間里，一直談到深夜。過去慶祝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站在主席臺上的那些人，她只是遠遠地看到過，如今其中的一個就近在眼前，這在她這輩子中還是頭一回。這個人似乎來自另一個世界。父親立下的規矩，使他們一家人離群索居，縮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她在碼頭上縫糧食口袋，下了班必須馬上跑回家，一小時以后，又要趕到父親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掃房間，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禮拜天才有幾個鐘頭空閑時間，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間里，有時同小姐妹們去看場電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條暗淡的灰色帶子。母親只疼愛一個兒子。他長得像母親。這是一種盲目的、偏心眼的愛。喬治長成了個懶蟲。吃的，穿的，最好的都盡他挑。兩個女兒母親一點不放在心上。達雅和廖莉婭怎么也弄不明白母親對孩子這樣偏愛到底是什么原因，不過姐妹倆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達雅，喬治認為她生來只配做吃力不討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單是喬治一個人這樣認為。這樣一來，干牛馬活的特權慢慢就歸她專有了。凡是別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滿情緒流露，喬治馬上厚顏無恥地瞇起一只右眼――這個表示輕蔑的表情他是從加里皮爾那里學來的――咂著嘴挖苦她說：“嗬，這腦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沒想到。”
眼下突然來了這么一個小伙子，帶來一股清新而又強勁的風。她告訴他，兩年來她幾乎沒有讀過一種報，對共青團只有模模糊糊的認識，而且多半是聽父親說的，而父親是從來不放過機會臭罵那些他稱之為“放蕩姑娘”的女共青團員的。達雅向保爾介紹自己的這些情況時，她是多么難以啟齒啊。
達雅知道，父親對保爾的到來極為不滿，而母親因為父親無理取鬧，已經發作了一次心臟病。
“他也許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親談過這場話，他不會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復原樣。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個人偶然來了，又走了，再過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達雅懷著一種莫名的憂傷，想到這里，不知道為什么心里特別難過，一頭扎進枕頭，痛哭了起來。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爾上街回來，只有達雅一個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親戚家串門去了。
保爾走進她的房間。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問她。
“我哪兒也不想去。”她輕聲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慮過的幾個方案，決定試探一下，看看她的反應。
為了趕在家里人回來之前結束這場談話，他開門見山，說：“達雅，你聽我說，咱們互相稱呼‘你’吧，要那些沒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湊巧，這次到你們家來，正趕上我的處境也十分狼狽，不然的話，情況就一定會兩樣。要是在一年前，咱們可以一起離開這兒。像你和廖莉婭，都有兩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們應該跟老頭子一刀兩斷，這號人是不聽勸的。但是現在還不能這么干。我連自己將來會怎么樣都還不知道。所以說，我是被解除了武裝的。那么，現在怎么辦呢？我要去力爭恢復工作。關于我的身體情況，誰知道大夫都寫了些什么，同志們竟要我無限期地治療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樣，這種情況一定能扭轉過來…我給我母親去信聯系一下，到時候咱們就用快刀斬斷這團亂麻。我反正不能就這樣扔下你們不管。只是有一點我要說，達尤莎，你們的生活，特別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個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這樣做嗎？”
達雅抬起垂著的頭，小聲回答說：“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沒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這樣猶豫，保爾是理解的。他說：“沒關系，達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辦。告訴我，你對這個家庭很留戀嗎？”
問題提得太突然，她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兒才說：“我很可憐我母親。父親欺侮了她一輩子，現在喬治又來折磨她，我很可憐她…雖然她對喬治比對我好…”
這天他們談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來了，保爾開玩笑地說：“真奇怪，老頭子怎么還沒給你找個婆家，把你打發出去呢？”
達雅驚慌地擺了擺手，說：“我才不結婚呢。廖莉婭受的罪我看夠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一下，說：“這么說，發誓一輩子不結婚了？要是突然有個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話，是個挺不錯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辦呢？”
“那也不干！他們在你窗前轉來轉去，追求你的時候，全是挺不錯的。”
保爾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氣說：“好了。不結婚也可以過得不錯。不過你這樣對待年輕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點兒。好在你還沒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話，我可就真下不來臺了。”說著，他用冰涼的手親切地撫摩了一下這位感到難為情的姑娘的手。
“你們這樣的人找對象，是不會找我們的。我們對你們有什么用呢？”她小聲說。
幾天之后，保爾乘火車到哈爾科夫去。達雅、廖莉婭、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蘿扎都到車站送行。臨別的時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證：不忘記那姐妹倆，幫助她們沖出牢籠。她們像是在送別親人，達雅兩眼噙著淚水，車開出好遠了，保爾還從窗口看到廖莉婭手中揮動的白手帕和達雅的條紋上衣。
到了哈爾科夫，保爾不愿麻煩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諾維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車來到中央委員會，等了一會兒，見到了阿基姆。當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保爾要求馬上給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搖頭拒絕說：“這可辦不到，保爾。我們這兒有醫務委員會和黨中央的決定，上面寫著：‘鑒于病情嚴重，應送神經病理學院治療，不予恢復工作。’”
“他們什么不能寫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讓我工作吧！老是跑醫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還是不同意。
“我們不能違反決定。你要明白，保夫魯沙，這樣對你更好些。”
但是，保爾一再堅決要求，阿基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他。
第二天，保爾就到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機要科上班了。他本來以為，只要一開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會恢復。但是第一天他就發覺自己想錯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個小時，飯也吃不上，因為他沒有力氣從三樓下來，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飯。不是這只手，就是那只腳，經常麻木。有的時候，他全身都不能動彈，而且發燒。到了上班的時候，他常常會突然起不來床。等這陣發作過去，他才絕望地發現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他終于因為經常遲到而受到了警告，這時他才意識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開始了――他要被迫離隊了。
阿基姆又幫了他兩次忙，調動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過了一個多月，保爾又臥床不起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巴扎諾娃臨別時的叮嚀，于是給她寫了一封信。她當天就來了，他從她那里了解到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這么說，我已經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來想開個玩笑，但是這個玩笑并不顯得輕松。
體力剛剛有些恢復，保爾又來到中央委員會。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斬釘截鐵地要求保爾去住院，保爾悶聲悶氣地回答說：“我哪兒也不去。住院沒有用。這是權威人士的意見。我的出路只有一條――領撫恤金，退休。但是我絕不走這條路。
你們要我脫離工作，這辦不到。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拿著殘廢證混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去求醫問藥。你們應該給我找一個工作，適合我的身體條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機關里…只是別叫我當個光管登記發文號碼的文書。給我的工作應該使我內心不感到孤獨離群。”
保爾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了解這個不久前還生龍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對他這樣一個把自己短暫的生命獻給了黨的人來說，脫離斗爭，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決定竭盡全力幫助他。
“好吧，保爾，別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保證盡我的力量給你想辦法。”
保爾吃力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的以為，生活會把我趕到死胡同里，把我壓成一張薄餅嗎？只要我的心還在這里跳動，”他一把抓過阿基姆的手，緊貼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覺到了他的心臟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這顆心還在跳動，就絕不能使我離開黨。能使我離開戰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記住這個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沒有做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的空話，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這樣的人不可能說出另外的話，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兩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爾，中央機關刊物的編輯部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讓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適合在文學戰線上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現在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她向保爾提了幾個問題：“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學三年。”
“上過黨校和政治學校沒有？”
“沒有。”
“啊，那沒什么，沒上過這些學校也可以鍛煉成優秀的新聞工作者，這種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紹過您的情況。
我們可以給您一個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這兒來上班，總之，可以給您創造各種方便條件。但是，干這一行需要有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這些話對保爾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經過半個小時的談話，證明他的知識不足，在他寫的一篇文章里，這位女同志用紅鉛筆劃出了三十多處修辭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寫錯誤。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進修一下，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但是您現在寫的東西還不夠通順。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還沒有掌握俄語。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您一直沒有時間學習。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還不能任用您。我再說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寫的這篇東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動內容，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們需要的是能修改別人文章的人。”
保爾拄著手杖站了起來。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動著。
“就這樣吧，我同意您的意見。我能成為什么文學家呢？！
我以前是個好火夫，也是個不錯的電工。我騎馬很內行，很會鼓動共青團員，但是，在你們這條戰線上，我是個不稱職的戰士。”
他告別之后，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點跌倒。一個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臉色很難看！”
保爾鎮定了片刻，然后輕輕掙脫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著手杖走了。
從這天起，保爾的健康每況愈下。恢復工作是根本談不上了。越來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會保險總局發給他撫恤金。他拿到了撫恤金，同時還領到一張殘廢證。中央委員會另外又發給他一筆錢，個人檔案也交他隨身攜帶，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瑪爾塔這時來了一封信，邀請保爾到她那里小住和休養。保爾本來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懷著一線希望，想在聯共中央委員會找到幸福，也就是說，找到用不著走動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樣，大家都勸他治療，并且答應給他找個好醫院。他謝絕了。
保爾不知不覺在瑪爾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爾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個人待在屋子里。瑪爾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來。保爾如饑似渴地讀著書，一本接一本――瑪爾塔有很多藏書。晚上瑪爾塔的許多女友常來看望，有時也有男同志來。
從港口來了幾封信。丘察姆家邀請他到她們那里去。生活的繩扣拉得越來越緊。她們盼望著他的幫助。
一天早晨，保爾離開了鵝舍胡同那座寧靜的寓所。列車載著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開潮濕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溫暖的海岸。他看著電線桿在窗外飛過。他的雙眉緊鎖著，兩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隱藏著頑強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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