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國地主不好當（北方篇）
之前閑扯了這么多有些跑題的話，主要是為了戳破某些民國崇拜者，簡稱“國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國范兒”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誕。否則，不管我怎樣描繪民國時代的日常生活，都總是會有人提出這些“歷史發明家”的“新觀點”，“證明”我寫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責我是在為共黨粉飾歷史。
下面言歸正傳，如果要穿越到民國時代，你會穿越到民國時代的什么地方？
——民國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從沿海到內陸，在全中國的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面貌差異極大。
當上海灘的十里洋場，已經亮起了絢麗多彩的霓虹燈光之際；西藏拉薩的農奴莊園，還處于中世紀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國人曾經把一輛小汽車拆卸開來，用馱馬背著，翻山越嶺、千辛萬苦地運到拉薩。結果在拉薩把汽車拼裝起來之后一看，發現這里首先沒有司機，其次沒有汽油，最后沒有汽車能跑的路…
鑒于上述種種天壤之別般的差異，所以我們在具體描述民國生活的時候，只能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樣本，從而以小見大，映射出整個民國年代的社會風貌。
必須要明確一點，那些穿越到民國的現代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除了少數想要搞紅色革命的人之外，應該都不會愿意去當中下貧農或者拉黃包車的。而想要在民國時代過得比較體面，那么在鄉下似乎就得當地主老財，在城里則要當小資闊少，或者索性直接當官走仕途…
在這里，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民國時代地主們的生活。
在老一輩的很多人心中，最為經典的民國地主形象，恐怕莫過于《白毛女》當中的那位黃世仁了——他們通過巧奪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侵吞著農民創造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與現代那些經營大農場的農業資本家不同，那些傳統的中國地主們，似乎根本不用關心選育良種、租用農業機械、采購化肥和農藥，也不用關心如何興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給農民自己打理。
平時，這些地主們坐在家里只管享樂，有事情還可以征發佃農無償服役。到了秋收的時候，就讓管家帶著一幫狗腿子到田間去挨家挨戶地收租。萬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則逼迫農民賣兒賣女來抵債，或者發一點善心，酌情允許他們減一點租子，基本上跟現代公司里那些等著分紅的大股東差不多。
如此說來，地主的生活應該是十分輕松悠閑的啰？
…這個…怎么說呢？
像這樣悠閑寬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還有可能出現。可是到了兵荒馬亂的民國年代…呃…只能說正應了那句老話：“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哇！”
總之，民國時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當。
首先，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于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后全省流竄著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說升斗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里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著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系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蕩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頭們，只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系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那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面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議員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稅，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養新軍一鎮（相當于一個師）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數量的綠營舊軍，還有向云南、貴州、甘肅提供約250萬兩白銀的財政補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時候，四川人需要供養的川軍總兵力，卻已經膨脹到了340個團，約84萬人的龐大規模！每年所需的開銷自然是幾倍十幾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農稅居然“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軍混戰對地方經濟的破壞，縱然是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地主士紳們也同樣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農村被“預征”賦稅的狀況，雖然不如四川這么荒誕，但由于自然條件差，災荒頻繁，民間財富有限，戰爭的破壞慘烈，實際的負擔比例還要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只有這么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稅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稅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稅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
例如在民國初年，陜西省便一邊推行剪辮令，一邊大肆攤派“光復款”。于是，鄉紳們便領著村民圍攻政府，號稱“復辮豁款”（我要繼續留辮子，所以不交錢了）。前清一眾遺老遺少聞之，皆以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國時代的華北和山東地區，盡管許多縣里的地主豪紳，把實際地租已經收到了七成以上，還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把佃農們逼得只能把谷糠麩子當做主食，到了災荒年月就要出門逃荒，乃至于到東北去“闖關東”。但是在軍閥們的橫征暴斂和土匪的肆意橫行之下，除了極少數最頂級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數中小地主的日子還是過得很糟糕。
根據1930年的一份鄉村調查顯示，如果沒有工商業之類的額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沒有辦法逃避捐稅的話。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碼要有200畝以上的好地，才能頓頓都吃白面饃饃，逢年過節吃一頓肉。
而在這個標準線之下的地主和富農，自家種的小麥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賣錢繳稅，以及換一些火柴、食鹽、布匹之類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類的粗糧來給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節收了麥子之后，這些人家才能吃幾頓白面做的面條，在他們看來，這已算是一種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夠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經極其稀少，更不用說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窮的貧農，每天能喝上兩碗摻著樹葉的番薯稀飯就算老天開眼了。
我們現代的農村常常擺設宴席，雖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雞鴨魚肉一應俱全，還有香煙和好酒供應。而民國年代的華北地區，根據馮玉祥將軍的回憶錄描寫，鄉村里遇有喜慶喪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卻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摻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感覺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馮玉祥將軍在河北清苑縣住了十余年，也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謂的葷席，也不過每碗里蓋了兩三片極薄的豬肉而已。
當時算是小富之家的馮玉祥將軍家里，吃飯的配菜也只有大蔥、蘿卜、咸菜，從來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窮的人家連咸菜也舍不得吃，只臨時泡點咸水下飯。
第三、民國時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連三地爆發著可怕的災荒。
例如從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亡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5000萬。從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連續大旱，蝗、風、雪、雹、水、疫并發赤地千里，顆粒無收。此次災情延續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最起碼高達1000萬。陜西原有人口1300萬，但在這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于疫病的高達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根據某些外國記者的描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甚至被公開售賣。
1942年，中原爆發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1000萬人口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人口瞬間削減三分之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貧苦農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們的日子也是慘淡無比。縱然家里屯著些糧食和銀錢，也得首先拿出來招募家丁，購買武器，加高院墻，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賄賂前來打秋風的軍閥部隊。能夠維持生存就已是極端不易，更別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共產黨誕生之前，鄉下的農民也是整天抗租鬧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卷了糧食棄田而逃，讓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這樣一來，地主家就不得不養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筆開銷。更要命的是，這些打手的忠誠心有時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過于軟弱或苛刻，甚至還會聯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財產分了，當個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國地主必須能打，正如當今的村干部一樣。
鑒于上述這些情況，像電視劇里那種仿佛《紅樓夢》里那座大觀園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錦衣玉食的奢華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馬亂、災害頻繁的華北地區，光靠從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難維持的。
那些能夠在鄉下過著奢華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廠、商行、礦山、鴉片之類的非農產業額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碼有上萬畝地的頂級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盤大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手里沒有一支過硬的兵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場子。而有了上萬畝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馬的人，通常就已經是軍閥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軍閥擊敗，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別指望還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學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毆，倒是從來不愁缺少對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來串門，地主土豪們也時常拉起團練彼此攻打。那年頭每一個能夠保住家業的地主，幾乎都是打出來的。如果你特別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幫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兒”（電視劇《傻子師長》的原型）一樣晉身軍閥大帥，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對打打殺殺之類的事情興趣不大，只是想要過上比較現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難了——根據1930年的一份統計，在河北清苑縣11個村2000多戶人家上萬口人之中，總共只有自行車7輛、手電筒6個、熱水瓶2個，而收音機則是一臺都沒有。電燈是不用想了，因為鄉下一般根本沒有電力，也沒有自來水。如果還要自己弄發電機的話，似乎只有那些大軍閥的家里，才能拿得出這許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凱，在老家鄉下退隱之時蓋的別墅，里面不光有電力供應，還拉了電報線，連私人電報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農村在民國年間唯一比較明顯的“現代化”標志，就是較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燈，農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銷能力。要知道，在當時的北中國農村搞什么煤油燈的市場營銷，幾乎跟在現代的索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樣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