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么是“民國范兒”？
好了，對于當代某些知識分子懷念民國的深層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經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們有關于提高自身經濟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這個…該怎么說呢？尊重知識分子這個說法，應該是絕對沒有錯的。
但有一點請大家先弄清楚，我們到底應該尊重怎樣的知識分子？
或者說，究竟是哪一類的知識分子，才能給我們這個社會真正地創造出財富和價值？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有個很時髦的名詞，叫做“民國范兒”。大概意思就是說，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師輩出、精英涌現，一個個都有著獨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氣質，把這些民國時代的節操和風骨歸納起來，就是所謂的“民國范兒”。
總之，從清朝上溯整個中國古代的那種士子之氣，那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于民國時代的教育界和學術界猶有遺風。可惜隨著眼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國的大學里，已經幾乎沒有那種清高不凡的氛圍了。所以，過去那些充滿古典中華士人風骨，又結合了近代西方進步思想的“民國范兒”，實在是我輩信仰空虛的現代人，應當仰慕和借鑒的經典對象！
嗯，這番論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一點，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梁啟超…雖然確實是名聲如雷貫耳，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學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學、外語、歷史、哲學、藝術之類，卻很難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們比較熟悉的老一輩科學家，例如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等等，幾乎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為國內沒有培養和扶持優秀科學家的條件，在民國時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別的“范兒”——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軍閥時代的教授待遇之優厚，大學經費之充足，難道就蓋不起一個實驗室嗎？要知道，20世紀早期的科學研究，其所需經費還遠沒有后來那么龐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在民國前期，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占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學里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
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在學成之后，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后，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武之地。
總之，在民國前期的大學里，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上帝啊，民國時代的舊中國，明明最缺的就是現代化工農業，最落后的就是現代科學技術，但卻偏偏只培養了這么少的一點兒理科大學生，其中很多最優秀的人才還要移民出國，對一個好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有啥用啊！民國的工業要能發展得起來，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國時代的大學教育，為什么會辦得如此不科學？明明國家在工業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設現代化產業的科學技術人才。可是在大學里卻把經費向文科極度傾斜，反而對理工科毫不重視？
民國的大學教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怪誕的狀況，自然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后，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已經在中國的知識界深入人心，社會上一直都在強烈要求發展實用科學，培養實用人才。
但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后，人才匱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學只要有圖書館和教室，再湊齊了教師即可招生開辦。理工科大學卻必須購置大量昂貴的教學儀器設備（國內基本不能生產，進口則需要天價）、教育經費要求更高，教師的聘請也極度困難。
因此，在當時想要辦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綜合性大學，實在是難上加難。于是，很多辦學者不得不降低大學設置標準，先把耗資較少的文科學院創辦起來。
上面說了在中國興辦理工科大學的客觀困難，而另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則是由于主觀方面的不重視。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個類比的話，基本相當于如今的黨校。因此自然會更注重于傳統文學、政治、法律、財政乃至于傳統禮儀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語、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之類的“新式”內容進去，就已經算是符合時代潮流了。
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后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于親美、親英。
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于滲透上層建筑，后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并不怎么愿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制造競爭對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國，或許是因為德國人的心眼兒比較實，在割占了青島之后，于1909年開辦了一所當時亞洲第一的理工學院——德華大學。并且以德國式的嚴謹，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當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可惜這所學校僅僅辦了5年時間，就隨著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島，而從此灰飛煙滅了。
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學，有著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國初年那些主持大學教育的中國人，盡管在一輪又一輪西方堅船利炮的猛轟之下，已經明白了西方科學的重要性。但出于傳統士大夫的理念，對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觸，不怎么愿意把它們放進相當于“國子監”的大學校園之中。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于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
他的觀點也不能說是全錯，畢竟近代的德國就曾經這么搞過（后來改了）。但問題是，當時北洋政府撥下來的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桿子的大師們去鉆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
同樣的道理，在民國初年，那些北洋軍閥之所以對待大學校園里的師生們十分客氣，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進步、重視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們的腦子里，依然延續著過去清朝的舊思維，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學，看成是“太學”、“國子監”之類的高級官僚預備隊，自然要待遇優厚，態度客氣才行。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那些讀書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們，就和民國年間的大學生一樣，經常做一些集體請愿或者集體抗議的事情，甚至還有罵皇帝的，很類似現代西方國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為這位廣東舉人，就在甲午戰爭期間搞過“公車上書”，一度拉起了上千名進京趕考的舉子共同行動。
而對待這些未來的官僚成員生力軍，不管是再怎么專制腐朽的朝廷，也都總是表現得異常的寬容，一般都會派出重臣耐心勸解，最多就是懲處幾個帶頭的人，幾乎從來沒有過查封國子監，把師生盡數下獄的瘋狂舉動——因為這些人就是未來的朝廷官員，如果過分地得罪了，豈不是就要擔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賬？
相反，要是鬧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鎮壓沒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國初年的動蕩歲月之中，面對著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業，這些充滿了“民國范兒”的大師們，卻心安理得地揮霍著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悠然自得地研究著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同時對落后愚昧的國民視而不見，還自詡為國家柱石、社會脊梁…這究竟應該說他們是沒良心呢？還是說他們沒頭腦？
有人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荒誕，比如說魯迅，他認為不事生產的知識分子獨自富裕，是很恥辱的；有人卻覺得這才是知識分子應當享受的待遇——沒有人民的苦難，哪有士子的享樂？例如說胡適。
在過去，我們認為魯迅是對的。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適的理論。
大家在這里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我黨不肯花錢搞現代化建設，構筑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識地組織了大批國學宗師和考古學家，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號稱要以此來提高民族榮譽感…不知老百姓會怎么想？恐怕只會大罵政府昏了頭本末倒置吧！
所以說，北洋政府投入僅有的經費，養了一群窩在大學象牙塔里的“國學大師”和“留洋高材生”，卻無視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領域…這樣只重視“貴族教育”的“民國范兒”，難道就很好？
在此摘錄雜志《翻閱日歷》當中對“民國范兒”的一個定義：“…如果非要定義“民國范兒”的話，我想，或許可以用‘貴族精神’來指稱…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講求原則’，第三是‘保持低調’，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這些描述不能算錯，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寫寫文章上上課，就能跟這些大師們一樣每月收入10萬以上，還有大筆稿費和版稅進賬的話，那么我想我應該也可以變得很有“民國范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