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應該說這確實是一個冤案，然而其影響之廣，范圍之大，實在罕見。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案件發生的時間，根據《刑法志記載，此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據此案當事人的記載，真實發案時間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這一問題尚未得到確認，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說法。
案件的緣由是這樣的，明朝規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而地方賬目必須跟戶部審核后完全相符，這一年的地方財政計劃才能完成。如果對不上，即使只是一個數字，賬目就必須重新填造，更讓人為難的是所有重修賬冊必須要蓋上原衙門的印章才算有效。
這個規定在現在看來似乎不難執行，但在當時可就難了。
要知道，當時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鐵路，各府各縣必須派使者帶著賬冊去京城。這些使者的首要條件是身體好，因為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沒有汽車火車讓你坐，你得騎馬、坐船、再騎馬，某些時候你可能還要搞些登山運動。
比如你是廣西某地的官員，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兩個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發，到京城起碼也是早三月了。滿頭大汗跑去戶部，一核對，錯了一個數字。
行了，啥也別說了，兄弟你打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騎馬，再坐船，回去改了賬冊，蓋了公章。我去也！
這就是四個月過去了，轉眼已是夏天，趕到京城，又見面了。
兄弟你終于來了，我等你好久了，接著來吧。
這位運氣不好，核對后發現還是有地方錯了，啥也別說了，還是回去吧，下次過來記得穿多點衣服啊，這邊冬天冷！
于是又趕回去，趕回來，這回核對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別回去了，在這過年吧，計劃又該重新做了。
基本況就是這樣，如果總怎么折騰，誰也受不了。經過分析，官員們發現，關鍵問題在于蓋印這個環節，因為紙筆都是現成的，賬冊錯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讓你帶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爺總不能拿蘿卜刻印蓋公文吧。當時在街頭私刻公章的生意還是沒幾個人敢做的，于是他們靈機一動，帶上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印信的空白文冊不就行了嗎？
就這樣，帶空印文冊成了當時一條不成為的規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個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這個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發現了這個所謂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員們竟然敢搞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認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頭，于是他派遣官員對此事進行了詳盡的調查。
按說只要一調查，這個問題是不難解釋的，其實即使是他派去調查的官員也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但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事的緣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沒有人說。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滑稽場景，問話的官員也知道，回答的官員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這個現象不難解釋——官員們害怕 如果上書辯解，很有可能被認為是同黨或者包庇，這個黑鍋誰背得起。
就在此時，一個勇敢的人站了出來，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職官員，而只是一個平凡的生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只是一個老百姓。
鄭士利的直言 這個人叫鄭士利，他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靠山，只是憑借自己的勇氣，只是為了說出真相。
他利用當時平民可以直接上書的渠道給朱元璋寫了一封很長的書信，這封書信在歷史上也很有名，在書信中鄭士利明確指出：空印文冊所用的是騎縫印，并不是一紙一印，而錢糧數字不同，必須一一核對，所以很難確定。說明了空印出現的原因 其實鄭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個聰明人，他估計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認錯，便在文章的最后，為朱元璋開脫，寫道：其實您也是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貪官污吏借機挪用這些空印紙，用來危害老百姓（恐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為了百姓好啊。
照鄭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沒錯，大臣們也沒錯，當然小人我也沒錯，大家都沒錯，誤會，誤會啊！
朱元璋給他的賞賜是送去**
因為鄭士利把朱元璋看得過于簡單了，朱元璋并不是一個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認錯的人。其實從他的無數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實真相的。如果他連這個問題都搞不清楚的話，明朝的天下就不會姓朱了。
那么他為什么還要處罰這些官員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從來就不信任那些官員們，這與他從小的經歷是分不開的，他深刻了解這些官員們營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來，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現在這些官員們為他干活。
綜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給朱元璋如此大的觸動，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官員們輕視他的權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請示就私下擅自蓋印。這是藐視他的權威 真是好大的狗膽！居然為了偷懶就私用權力，今天你們不經過我的允許，把印蓋在文書上，要是容了你們，明天就會把印蓋到我的頭上！不整治你們一下是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