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漢城位于通江縣城東北的得漢山上，距離縣城約百余里。
得漢山四周皆懸崖陡壁，高30余米，東臨大通江河，南北皆深溪，“脈自火天山崗分支，東南下，長嶺陡落，形如蜂腰…至此突起山巒，狀似鵝頭，四面峻壁，其上平衍，可容數萬人”（民國吳世珍撰《續修通江縣志稿》）。
相傳，劉邦“王漢中”，招募賨人平定“三秦”，丞相蕭何留守巴蜀，并以得漢城為根據地，儲糧屯兵，“漢高帝據此以通餉道”（明•曹學佺著《蜀中名勝記》），擊敗西楚霸王，滅楚興漢而得天下，故名。
得漢城因其險絕，素有“天鑄一銅城”之譽。其地險扼秦蜀咽喉，“雄鎮巴西”要沖，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從秦漢至宋元明清，從民國到紅四方面軍入川，它見證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幾段極為重要的史實。
一得漢城與元蒙寇蜀 十三世紀，被稱為“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憑藉著強悍的蒙古騎兵，克西夏，滅金，敗宋，降西域，鐵蹄踏過俄羅斯，驕橫不可一世。然而，踏遍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南征途中在四川地區受阻長達五十余年之久，使“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的戰略無法實現。宋開慶元年（1259）“七月，蒙古憲宗蒙哥卒于合州城下，大軍北還，合州圍解”（柏楊著《中國歷史年表》）。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四川軍民當時所以能抗御蒙古鐵騎的進攻長達五十余年之久，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采取了“依山筑城，恃險拒守”的方針，構筑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宋史•余玠傳》）的山城防御體系。在這些山城中最著名的是“金堂的云頂城、蓬安的運山城、蒼溪的大獲城、通江的得漢城、奉節的白帝城、合川的釣魚城、南充的青居城、劍閣的苦竹城。姚遂《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元文類》卷四十九）載，元人稱此八城為‘四川八柱’，并說自從余玠‘議棄平土’，筑壘城池，‘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曾星翔著《得漢城與四川八柱》）。
得漢城作為“四川八柱”之一，在自然地理方面是符合四川制置使余玠“依山筑城、恃險拒守，以步制騎，建立山城防御體系”戰略方針的。
其一，得漢城山勢險峻，易守難攻，占有得天獨厚的的戰略位置和地形條件。得漢城在“萬山中崛起塹巖，四面峭絕，獨西南二徑，凌險轉折而上，誠一夫當關之勢”（明•曹學佺著《蜀中名勝記》）
其二，得漢城“出泉，冬夏不竭…頂平數里，可以耕藝”（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永安鄉志》也記載：“城內面積1500畝，耕地600畝…土壤肥沃，宜糧宜林”。這說明得漢城內面積廣闊，水源充足，后勤保障條件較好。這在冷兵器時代，依恃山水之險，亦戰亦耕，既可長期堅守，又不至于困死于山上。
其三，“得漢城東二十里山頂上有石城，周三里，相傳三國時筑，謂之擂鼓城”（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擂鼓城，與得漢城對峙，巍然列嶂如屏…有警則擊鼓相聞”（清•道光《通江縣志》）。兩城互為犄角，互相呼應，便于實行統一調度和指揮，有利于更為有效地防御和打擊敵人。
于是，“宋淳祐已酉（1249）季冬，大使余學龍親臨得漢城山，視其形勢，而授都統制張實，躬率將士，因險壘形，儲糧建邑，為恢復舊疆之規”（明•曹學佺著《蜀中名勝記》）。都統制張實奉命筑城，親率通江軍民，分工細致明確，責任到人，據得漢城摩崖石刻記載：“分任責者：總管王昌、金之福，鈐路張虎臣，司整杜淮、王安、杜時順、徐斯、李成、劉文德、劉清、梁福、陳寶、賀山進、李崇，制領郭俊、杜成、周仙周”。
得漢城的修筑，在抗元戰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遏制蒙古軍隊(尤其是騎兵)的攻擾，堅持長期抗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其一，通江得漢城是余玠所構筑的山城防御體系中的前線城池。余玠自宋淳祐二年(1242)出任四川制置使，八年之間先沿長江，后逆長江各支流北上，建筑了20個成體系的山城。這些山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宋史•余玠傳》），“前方線則以合川釣魚城為中心，由會注于釣魚城下的嘉陵江以及嘉陵江支流沿線的多功城、青居城、運山城、大獲城、得漢城、小寧城、平梁城、大良城、鐵峰城、沿沱江流域的云頂城所組成”（袁庭棟著《宋末四川的抗蒙戰爭》）。
其二，余玠所構筑的山城防御體系，是以“四川八柱”為核心的。據《元史》記載，安西王相府給元朝廷的奏疏中說：“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禮義城等處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鎮守，余悉撤毀”(《元史•本紀第十•世祖》)，這當然是言其大者要者，但仍可見其為數之多。在宋元釣魚城之戰中，合州城、渠縣的禮儀城、通江的得漢城、巴州的平梁城等十數城互為犄角，牽制了蒙哥汗對釣魚城的進攻。特別是通江的得漢城，在蒙哥汗大舉征蜀，以重兵進攻得漢城的情況下，得漢城軍民艱苦卓絕地堅守了二十四年，終因外無援兵，寡不敵眾，于宋咸淳九年（1273）被元蒙軍隊所破，是時已是元世祖至元十年了。
這些都說明了，作為“四川八柱”之一的得漢城，在抗元斗爭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為抗擊元蒙入侵所建立的不朽功勛。
二得漢城與鄢藍之亂 明朝中后期，由于災害頻繁，荒旱連年不斷，廣大農民食不飽腹，衣不遮體，餓殍遍地。而地方官卻殘暴勒索壓榨，勞苦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于是，各地民眾紛紛揭竿而起。明正德三年（1508），曾因災荒嚴重而流徙到四川巫溪當鹽工的藍廷瑞等聚眾起事，“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其黨廖惠稱掃地王，眾十萬余，置四十八總管，延蔓秦楚間，轉寇巴州…”（清•道光《保寧府志》）。
明正德五年（1510）二月，鄢藍軍經奉節、重慶、保寧進入通江境內，駐兵城北。四川巡撫林俊調兵屯住川東北各關隘，親率左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都指揮僉事陸振，自達州趨通江得漢城，欲行招撫。藍廷瑞懾于官軍壓力，心甚動搖，“羅拜約降”。廖惠堅決反對，采取“密劫通江，以疑廷瑞”的策略，攻入通江城，殺死參議黃瓚，知縣魏應時棄城逃遁。
是時，“都御史林俊檄惠（注：惠，即茍惠，邑人，剛毅有膽略。）督兵衛城，賊陣城北，惠擊賊，賊走龍灘，”（清•道光《通江縣志》）。當藍廷瑞、廖惠軍撤軍至龍灘河時，遭“邏回兵”襲擊，損失較重。繼又撤至門鎮寺（今至城鎮），又被明軍追擊，死傷800余人。當夜，藍、廖設伏于松埡阻擊明軍，激戰一天，“賊伏四起，惠（茍惠）力戰死”（清•道光《通江縣志》）。鄢本恕聞藍軍失利，星夜回軍馳援，兩軍在洪口會合后，越漢中至大巴山，退入陜西西鄉山中。
通江城既陷，林俊遷縣衙于得漢城，并且“駐此四年，以圖恢復。”（清•道光《通江縣志》）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正德四年起撫四川…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巴州。猝遇之華壟，單輿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寺，遂擒廖惠…”（《明史•林俊傳》）。由此可見林俊膽過人，謀略深遠。
明正德六年（1511）正月，鄢藍之軍利用川北防務空虛，又自湖廣經巫溪、巫山一帶再次揮師入川，克大寧，占通江，襲巴州，直取營山。八月，明總制御史洪鐘設宴誘殺鄢本恕、藍廷瑞等于東鄉（今宣漢），俘斬700余人。
明正德八年（1513）正月，鄢藍余部喻思俸、王長子率兵200余，從昭化渡江，北攻陽平等地受阻，夜走黃壩，趨通江據險自守。被總兵時源包圍，奮力突圍，再次逃往陜西西鄉山中，“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明史•林俊傳》），鄢藍全軍覆沒。至此，鄢藍之亂被平息，林俊因此“論功進右都御史”。
據清代道光《通江縣志》記載：“武宗正德五年，賊藍廷瑞等破通江，巡撫林俊討平之，駐兵得漢城四載”。也就是說，從明正德五年（1510）二月，鄢藍攻陷通江城，到明正德八年（1513），鄢藍全軍覆沒，這期間巡撫林俊移兵得漢城，縣衙門也遷到得漢城，且僑治于此達四年之久。“鄢藍之亂”平息后，縣衙才得以遷回舊治。
三得漢城與白蓮教起義 清仁宗嘉慶元年（1796），“湖北、四川、陜西白蓮教徒焚香起兵，時征苗軍興，各地失業之民無以謀生，多投白蓮教，勢遂更熾。清政府分別剿擊，此滅彼起”（柏楊著《中國歷史年表》）。是年九月，“通江縣則有冉文儔與其侄天元、天泗及王士虎、陳朝觀、李彬、楊步青、蒲天寶、景英作亂于王家寨”（清•道光《通江縣志》）。
嘉慶二年（1797），“達州徐天德，東鄉（今宣漢）王三槐、冷天祿，巴州羅其清，通江冉文儔。天德、三槐等合陷東鄉，踞張家觀；其清踞方山坪，文儔竄王家寨，圖據周家河，梗運道，且乘間與張家觀合”（《清史稿•宜綿傳》）。此時，四川地區共有白蓮教軍十余支，各有數千之眾，“概以白巾裹首”，分別占據山區險要，筑壘防守。六月，“會襄陽賊齊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等竄入四川，與徐、王二匪合屯開縣南天洞，擊破之，賊分走云陽、萬縣”（《清史稿•德楞泰傳》）。襄陽白蓮教由陜入川，與徐天德、王三槐等會合后，各路白蓮教決定，按青、黃、藍、白為號記，并設掌柜、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確立各路教軍的建制。九月，襄陽藍號張漢朝經老官廟攻通江城，城陷，殺死縣令涂陳策，燒毀縣署、糧倉。
嘉慶三年（1798），在白蓮教軍聲勢日熾的情況下，為了抗擊白蓮教軍的進攻，繼任通江縣令徐廷鈺、董曾持等“暫遷治于縣北得漢城”，并更名為“安輯寨”。“安輯”即“安民輯眾”，有“上宿民父母，安輯自無偏。”（得漢城嘉慶壬戍石刻）之意。是時，清軍在寨中接納安置百姓，駐扎兵馬，指揮剿擊白蓮教軍。寨中“不但能屯官軍之糧，抑又能阻流寇之路”（清•道光《通江縣志》），還可安軍保民，縣令徐廷鈺親書“固國不以山溪險，成城全憑眾志和”于得漢城南門之上，以勵斗志。
清嘉慶四年（1799），仁宗帝任命勒保為經略大臣，統一指揮川、陜、楚、豫、甘五省軍隊，“勒保在川省令鄉民分結寨落，匪始無由焚劫，且助官軍擊賊。其后陜、楚仿行，賊勢乃促”（《清史稿•勒保傳》）。勒保大力推行鄉勇、團練、保甲制度，堅壁清野，筑堡結寨以守，同時采用“剿撫并用”的方針，到八月“賊勢寖衰矣”。是年，“惠齡、勒保、德楞泰殲通江藍號賊首冉文儔于麻壩寨”（清•道光《通江縣志》）。
至嘉慶五年（1800）下半年，白蓮教軍日漸衰落。此后，教軍雖然英勇作戰，在個別戰役中仍能取得不少勝利。但從全局看，教軍在糧餉兵源方面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斗爭的規模和聲勢每況愈下，失散、逃離隊伍的現象與日俱增。
嘉慶六年（1801）正月，教軍首領張士龍、趙建功、李大維被清軍總督勒保擒獲，就地斬殺。八月，通江藍號元帥王士虎及冉學勝等率400余眾，由陜南翻越巴山老林，至通江盧家灣，被勒保擊殺，冉學勝被擒。
嘉慶七年（1802）正月，“川省自筑寨練團，賊勢十去其九。擬分段駐兵，率團協力搜捕余匪；遣熟諳軍事之道、府，正、佐各員，分專責成。兵力所不到，民力助之；民力所不支，兵力助之：庶賊無所匿”（《清史稿•勒保傳》），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已經開始全面而徹底地清剿殘余的白蓮教軍了。是年十一月，額勒登保“令穆克登布追賊通江鐵鐙臺，擒景英、蒲添香、賴大祥，及湖北老教首崔連樂，晉三等侯。著名匪首率就殲，零匪散竄老林”（《清史稿•額勒登保傳》），十二月，“疏告蕆功”。
而事實上，通江藍號白蓮教在冉文儔戰死后，由冉天元接替大元帥，冉天元戰死后，王士虎繼為大元帥。在遭受清軍不斷打擊和重創的情況下，轉入巴山老林之中，一直繼續堅持斗爭，“至十年擒捕始盡”（清•道光《通江縣志》）。
得漢城，作為通江縣抵御和抗擊白蓮教軍的根據地和堡壘，“嘉慶三年，部堂勒保征剿白蓮教匪，知縣徐廷鈺、董曾持、李嘉祐、劉銓常、臬使劉清，先后儲糧團練于此”（清•道光《通江縣志》），縣治亦僑治于此十余年。在這十余年中，得漢城在政治和軍事上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防御和打擊作用。在白蓮教軍被徹底肅清后，通江縣衙才于嘉慶“十二年仍回舊治”（清•道光《保寧府志》）。
四得漢城與紅燈教 民國7年（1918）3月，“靖國軍廣安川北民軍總司令”鄭啟和踞通、南、巴一帶，巧立名目，大肆擴充軍費。強迫老百姓普種鴉片，令通江縣年籌“特別捐”30萬元，規定不分貧富每戶交洋“十元半”，由此激起民眾強列反抗。是年6月，朱兆瓊、張伯山、李子洪等聯絡縣東北各鄉民眾，在上程家壩、下陳家壩、苦草壩、板橋口、空山壩、草池壩等地建立教堂，發展紅燈教，并延請南江紅燈教首岳文富（人稱岳八神仙）的高徒傳授刀槍技法，訓練“神兵”，武裝掀起反“十元半”的抗捐運動。紅燈教的“神兵”們身穿紅袍，頭纏紅巾，面涂朱砂，口喊刀槍不入，氣勢兇猛。是時，李子洪駐兵三包寺，劉承先駐兵獅子崗，張伯山駐兵得漢城，趙世開駐兵石鵝寺，邵承謨駐兵馬鹿寨。朱兆瓊自稱“護民大總統”，或稱“軍民總司令”，下設千總、百總、哨長、十長等職。一時間通江縣西北、東北皆為紅燈教所據。
民國8年（1919）7月，鄭啟和部在平溪河一帶重兵清剿紅燈教，捕殺紅燈教神兵30多人。8月，紅燈教千總陳永福率神兵300余眾，在閻家灣伏擊鄭啟和副官張維駒部，斃殺30余人，11月，神兵由3000多人猛增到13000余人，教徒由1000余人發展到4000余人。是月中旬，板橋口千總李子洪率神兵于寫字巖伏擊鄭部陳紹康營，斃傷其200余人。
當鄭啟和部全力攻剿新場壩、銅缽山時，駐扎在得漢城的張伯山，趁勢在鐵溪、永安、沙溪一帶發展力量，人數很快達到5000人，并在得漢城內制造土大炮，挖硝土熬制火藥。12月中旬，區保衛營長熊登武與鄭部營長郝南陔攻得漢城，久攻未克，退駐鑼坪、縣壩、羅家壩一帶。陰使司號員僑裝潛入得漢城，以150元大洋收買紅燈教守得漢城北門的趙雨田，郝營率兵輕易控制北、西、南寨門，神兵傷亡慘重，張伯山率領500人連夜逃至馬鹿寨與邵承謨會合。
民國9年（1920）一至五月，通江紅燈教首領相繼被殺，教徒和神兵亦有3000多人被捕殺。從民國7年（1918）6月至民國9年（1920）5月，轟轟烈烈的反“十元半”抗捐斗爭被鎮壓。其間，紅燈教首領張伯山部在得漢城駐守“歷一年余”（《通江輿地詞典》）。
五得漢城與紅軍入川 1932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轉戰，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于12月中旬到達陜西西鄉縣。
12月15日，紅四方面軍在西鄉鐘家溝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決定向川北進軍，開創川陜革命根據地。是時，巴山南面的川北地區，因軍閥田頌堯正率部在成都參加內戰，防務空虛。
12月17日，紅四方面軍總部以73師217團為先遣部隊，先行出發，從西鄉南下，翻越大巴山，向川北進軍。主力部隊于19日相繼出動。“217團在經過兩天的急行軍之后，于12月18日進占通江北部邊界之兩河口，守敵一個連聞風逃竄。21日紅四方面軍主力通過兩河口，繼進泥溪場，即以10師向通江城東北之洪口前進，向東發展，到達瓦室鋪后，又以73師經涪陽壩向通江城西北之平溪壩前進，向南江發展。紅四方面軍總部則率11、12兩師直趨通江縣城，準備在攻占通江縣后再向巴中發展。25日，12師先頭部隊解放通江城，守敵第2旅兩個營及當地團防大部被殲。這樣，紅四方面軍就乘敵兵力十分空虛之際，迅速地展開部隊，控制了以通江為中心的大片地區”（《紅四方面軍戰史》送審稿。轉引自林超主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933年1月23日，紅軍解放巴中縣城。1933年1月26日，紅軍解放南江縣城。由此，川陜革命根據地基本建立。
自紅四方面軍入川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以來，苦草壩（今永安鎮）就成為川陜省及紅四方面軍鞏固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的中心和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得漢城因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和重要的戰略位置，更是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紅四方面軍的許多重要機關曾先后設置或遷移其上，現僅機構名稱、駐設或遷駐時間，按順序先后贅列次于后：
川陜省工農銀行總行保衛科，1932年12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小坎子。
川陜省經濟總公社，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李氏祠。
川陜省石印局，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嶺嶺上。其間，于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中旬石印局遷通江城。
苦草壩特區俱樂部，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瓦窯坪。
苦草壩特區蔬菜隊，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大菜園。
紅四方面軍高干中醫院，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彎彎里。
川陜省工農銀行工農飯店，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小壩子。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1933年2月至1934年4月駐得漢城彎彎里。其間于1933年7月至11月，遷通江縣城。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電臺，1933年2月至1934年4月駐得漢城彎彎里。其間于1933年7月至11月，遷設于通江縣城北炮臺山上的杜家坪。
川陜省財政經濟委員會，1933年2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李氏祠。
苦草壩特區保衛局革命法庭，1933年2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大菜園。
紅四方面軍被服廠（女被服廠），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嶺嶺上。
川陜省總經理部，1933年6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李氏祠。
川陜省工農銀行總行，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小坎子。
川陜省工農銀行造幣廠，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南門下城坡里。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彭楊學校（紅軍大學），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駐得漢城高鼓樓。
中共川陜省委，1934年4月至1934年10月駐得漢城彎彎里。
川陜省赤北縣保衛局，1934年7月至1934年12月駐得漢城大菜園。
此外紅四方軍還先后在得漢城設立了紅軍洗衣隊、合作社糧食收購點，紅軍囤糧庫等。
由于得漢城的重要作用，盡管紅四方面軍在此駐有重兵，但國民黨軍隊和當地土匪還是多次偷襲進攻，據《永安鄉志》記載：
1934年7月12日，國民黨部28軍18團（稱一路軍），20軍12個團（稱四路軍），分別由鄧錫侯、楊森統率，進攻得漢城，未逞。
是年8月30日夜，蘑兒埡“難民團”胡本立、李宗品率土匪400余人，偷襲得漢城，未逞。9月下旬，胡、李再度率匪300余人，攻得漢城，遭到紅軍猛烈打擊而敗逃。
1935年2月下旬，紅軍奉命全部撤離得漢城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