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啟用了孫傳庭以后，崇禎皇帝就在文華殿召見了孫傳庭，向他詢問平定內亂的方略。孫傳庭對于天下大計從來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對皇帝是侃侃而談。大概是因為在獄中關得久了，其實孫傳庭已經很不了解天下大事已經敗壞到何等地步，也不知道農民軍的實力已經遠遠超過當初，所以他還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說：只要有五千精兵，就足以破賊。
崇禎皇帝是第一次單獨召見孫傳庭，很有些相見恨晚的感覺，立即命他率領京營部隊前去解救正在被圍困的開封。但這時候的李自成卻已經自解開封之圍，轉而攻打堰城、襄城，并消滅了汪喬年部。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一個孫傳庭最合適擔當陜西總督的重任了。
這時候在中原對付農民軍的名義統帥是七省督師丁啟睿，但此公庸碌無能，任職以來毫無作為。崇禎皇帝任用孫傳庭，實在是把他當成圍剿農民軍的中堅人物來看待的。
而丁啟睿也沒有辜負崇禎皇帝的“信任”，五月，丁啟睿統帥的十八萬大軍幾乎是全軍覆沒。而丁啟睿在狼狽逃竄時竟把督師的敕書、印、劍也全都丟失一空。崇禎皇帝是憤恨不已，下令把丁啟睿逮捕下獄，楊文岳也革職候代。左良玉雖然倡逃在先，由于他兵多勢大，朝廷有所顧忌，只把另一總兵楊德政作個“法頭例首”，予以處斬。
而在此時，大明朝可以動用的三支部隊只有吳世恭的汝寧軍、左良玉的楚軍和賀人龍的秦軍了。
而這三支官軍的狀況，都是武將擁兵自重，逐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現為調動不靈，或者即便奉調而來，一遇勁敵就丟下督師的文臣各自逃命。尤其是這仨人都是驕橫跋扈之輩，都不為朝廷所用。
賀人龍于崇禎十三年曾從四川“譟歸”陜西，不肯為追剿張獻忠、羅汝才部農民軍賣命。后來兩次隨陜西總督出關都不戰而潰，把朝廷的方面大員傅宗龍、汪喬年先后丟給了農民軍。
左良玉在楊嗣昌督師時就不服調遣，丁啟睿繼任督師后對他更是一籌莫展。
至于吳世恭，那就更不用提了。
于是崇禎皇帝就知道，如果不能控制這仨人，根本就無法把農民軍造反鎮壓下去，他遂決定分別采取措施，力圖改變現狀。
由于賀人龍問題更嚴重，崇禎皇帝就密令新任陜西總督孫傳庭將他處斬，借以殺一警百。崇禎十五年四月間。孫傳庭檄調各總兵會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賀人龍。宣布罪狀后立即斬首示眾。接著部署善后事宜，以賀人龍部兵丁分隸諸將，提升賀人龍手下的農民軍叛徒、也就是曾經與李自成的前妻私奔的“小白臉”——副總兵高杰為總兵，借以穩定軍心。
于是孫傳庭就把賀部萬余人全部收作自己的標兵。而秦軍的各路將領震懾于孫傳庭的威嚴和名望。一時都還馴順。
于是乎，秦軍也就成為了當時大明朝唯一一支有著強大戰斗力，而又聽從朝廷調遣的主力部隊。而崇禎皇帝對孫傳庭的表現也十分滿意，多次降諭嘉獎，并且把一舉殲滅農民軍主力的夢想全都寄托在孫傳庭身上。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說透，秦軍那強大的戰斗力其實是大打折扣的。當年由洪承疇和孫傳庭建立的強大秦軍，被洪承疇帶到遼東損失了一部分；因為孫傳庭的入獄散失了一部分；因為鄭崇儉的入獄被殺又流失了一部分，因為傅宗龍和汪喬年的戰敗接著損失了一部分；最后又有丁啟睿這個“敗家子”。到了現在，還有多少有戰斗力的秦軍老兵呢？可能活著的都在李自成和羅汝才的農民軍那里吧！
而對于吳世恭和左良玉，明廷考慮到他們麾下兵多勢重。尤其是左良玉，他麾下相當一部分都是他招撫來的農民軍部隊，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一哄而散。依舊變為“流寇”。因此崇禎皇帝就采取了結之以恩的辦法。
怎么辦？就啟用對這倆人都有恩的侯詢為督師。要利用侯詢對這倆人的關系加以籠絡。又一位“詔獄軍校”出身的督師出現了。
侯詢上任伊始，朝廷就讓其領軍以解開封之圍。而侯詢也上疏朝廷，對用兵方略提出了一個全盤計劃。這全盤計劃反正是洋洋灑灑一大篇，不詳細敘述了。但奏疏的重點，也表明了侯詢已經認識到：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處于劣勢的大明朝已經不能主動地尋求農民軍主力作戰，只能扼險據守，等待時機。
因此，侯詢反對廷議以援救開封作為當務之急，主張責成陜西、保定、山東、鳳陽、淮徐各督、撫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調吳世恭部、左良玉部北上解開封之圍，而是前往汝寧坐鎮于吳世恭軍中相機行事。
侯詢還指出：當時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糧食窘絕，農民軍近百萬之眾集中在這里，過不了多久就會出現糧食危機。到那時他再督率吳世恭部、左良玉部由豫南、湖廣北上，會同陜西總督孫傳庭夾攻農民軍于河南。
不提此作戰計劃是否能順利地實現，但起碼證明了侯詢的頭腦很清醒，而且還很有戰略眼光。所以說，一個人的私生活和私德與他的能力是毫無關系的。
不過侯恂的建議一提出，立即被崇禎皇帝所否決。他不顧實際情況，堅持首先必須力解開封之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侯詢也只能無奈地南下了。
此外，崇禎皇帝還在竭力地“治理維新”。他接連召見群臣，對各方面的政務進行商討，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對付內亂與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頓部隊，操練士卒。在這個問題上，他首先想到了京營的禁軍，在召集有關官員會議時提出：從京營中選拔出五萬精兵，重新編營操練。
主管京營的兵部侍郎吳甡說：京營本來就應該是精兵強將，由于承平日久才出現老弱病殘充斥，不堪一擊的現狀，與其重新立營，不如就在京營中裁汰老弱，選練精壯。他還提出了任用得力將領、對士卒進行考核選拔等具體辦法。崇禎皇帝聽了很高興，同意讓吳甡照此辦理。
但這次訓練京營的計劃后來還是成了一紙空文，而且因為一件意外的天災發生，京營的實力甚至不升反降。這也將在后文詳細敘述。
而對于讓崇禎皇帝頭疼了十幾年的財政問題，由于天下民力已竭，開源已大體無望，他只能再從截流方面想辦法。他針對各地簿籍上有兵額而調用時卻沒有兵的情況，要求戶、兵兩部對各處兵丁人數進行徹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實有人數支取糧餉，以節約開支。
崇禎皇帝還要求各地將向來拖欠中央的應繳錢糧迅速結算交清，要戶部拿出具體辦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崇禎皇帝的這兩個措施同樣沒有被執行，財政狀況依然在急劇惡化。
此外，崇禎皇帝的“新政”還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卻也能顯示少許新氣象的方面。比如：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對于全國的在押囚犯進行一次大清理；此外，還作了一些禮制方面的改革等，均屬無關痛癢。
可面對著中原殘破的危局，朝中大臣們卻手足失措，毫無對策。復任首輔之職的周延儒把大批的東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禎皇帝本來對這些號稱忠貞，把過去的執政者批得體無完膚的“忠臣義士們”抱著很大的希望。
但重新得勢的東林黨人在應付國家大難的時候，卻同他們的對立面沒有什么兩樣。同樣是不思進取，同樣是消極推諉，同樣是不知所措。開封形勢吃緊，許多河南藉的官員敦促內閣快想辦法調兵解圍。周延儒卻說：有什么辦法呢？只好放棄開封了。
大臣們對這種回答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開封又不是邊疆城鎮，放棄了也只是縮小一點疆土，放棄開封也就意味著放棄河南，放棄中原，允許一個反叛的國中之國存在。再發展下去，又會意味著什么呢？
這年六月，大學士賀逢圣乞請退休養病，得到批準。在臨行前崇禎皇帝最后一次召見了他，并且破格賜宴。在召見的時候，賀逢圣似乎是預感到這就是最后的絕別，突然間放聲大哭不止，也不說話，只是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達數十次，哭聲震撼殿宇。
崇禎皇帝和其他大臣們都被他哭得莫名其妙，同時不知為什么也被感染得悲從中來，不由得也跟著抹起眼淚，最后終于發展成一曲君臣集體慟哭的大合唱，場面蔚為壯觀。哭夠了才想起，竟然不知道為的是什么？
為了什么？當然是為了懸在他們頭頂上的亡國陰影。因此，崇禎皇帝再次加了吳世恭的將軍號為“蕩寇”，以此來加緊籠絡吳世恭。
接著，他又把余子璉升為南京兵部尚書，允其在民間募餉募兵。而余子璉這個萬年替補也是真夠胸悶的。
此外，中原的李、羅聯軍已經把開封城團團圍住，而遼東的滿清依然在虎視眈眈。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明王朝開始了最后的掙扎。
（第七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