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軍國民化 “反觀歷史，弘武六年決定著未來，決定著中國的未來，也正是在這一年，中國開始了其從未曾有過的銳變，這種銳變是根本上的…而最為根本的銳變是臣民至國民的銳變。在隨后的數十年間，通過不斷的國民改造，四萬萬皇帝陛下的臣民成為了中華帝國的國民，這種改變始于弘武六年，而出人意料的是，這種改變卻始自于最受后人病詬的是，其竟然始自于軍國民化。”
《帝國百年》
“村公所的人，過去是靠民間有聲望的士紳，而現在則要把軍人送進村公所，這樣的話，那些退役…嗯，在鄉軍人的身份如何介定？”
在皇宮的書房內，面對著陛下的要求，袁世凱已經開始用筆在紙上計算著什么了。去年，結束了東瀛總督一職的的他回到了南京，晉升為帝國的民政大臣——在內閣之中，民政大臣地位之顯，僅次于總理大臣。
可以說此時的袁世凱已經位極人臣之顯，不過即便如此，他依然小心翼翼的，畢竟高處不勝寒的道理他還是懂得的。
沉思片刻，唐浩然搖了搖頭說道：
“村公所所兼職檔案員、郵遞員，又要調解一堆小糾紛，應該算是公務員。話說回來，按照帝國陸軍軍律的規定常備兵支給全額津貼——每月四元，服役三年退為后備兵，月支津貼兩元；又五年退為在鄉軍人，津貼每月一元；平時各就其業，冬季調操一月，又十年除其軍籍…”
在很大程度上，當年東北軍的創建過程中，唐浩然充分參考了北洋陸軍的組織條例，尤其是常備軍、續備軍、后備軍的規定上，之所以這么做的原因非常簡單，中國沒有義務兵的先例，而且軍人的歷史地位低下，所以建立“義務兵役”時，同樣參考了北洋陸軍的建設，最終這種義務式強制征召和雇傭兵式組織成為了陸海軍組織的特點，每一個士兵從服役那天起，國家就和其“簽訂”了長達十八年的合同，在這十八年中，士兵即便是退役也能從國家領取軍餉，應該是津帖。
得益于軍人地位的提高，加之強行推動的義務兵役制，使得的現在軍隊從來都是征召最優秀者，畢竟每個年滿18歲的公民都需要服兵役，現在的軍隊往往云集著中國身體素質最為優秀的農村子弟——95的士兵來自于農村。
實際上，這正是陸軍與海軍的區別，陸軍往往都是泥腿子——士兵大都來自農村，海軍士兵大都來自城市，前者服兵役是因為法律，而后者服兵役卻是因為向往大海。甚至兩者的軍官也是如此，而相對應的是，相比于文盲也可以接受的陸軍，海軍對士兵的素質要求更高，甚至現在海軍已經提出了非高等小學不可的基本條件，而這恰恰是農村子弟最大的軟肋。
也正因如此，唐浩然提出的“農村軍人免稅”方案，才會不至于因為城鄉區別作廢，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對于城市軍人沒有優待，相對應的是城市軍人的退役金會適當的增加。總之，對于軍人是公平的，不會因為他們的出身不同，而虧待那一方。
在唐浩然最初的計劃之中，不過只是通過“稅務優待”去扶持出一個“鄉間的特權階層”，進而作為“鄉間基石”穩定鄉村，在保障國家對鄉村控制的同時，阻止任何“動蕩”于鄉村發生。
但現在，隨著計劃的完善，最初的“優待軍人”卻轉向了另一個方向——“軍國化”，為未來戰爭作準備的軍國化！
如果說，當年唐浩然于東北施政時，所做的準備是為了準備國家的統一以及與俄國的對抗的話，那么現在的準備，卻是為了中國的百年之利，也正因如此，“軍國化”已經成為不可避免之事，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也是國民改造的要求。
而在推行全國“軍國化”的過程中，在鄉軍人將來擔負起維護國家基層秩序的核心，在過去的十年間，軍人、軍屬都享有某種程度上的優待，比如軍人家庭可以懸掛“皇家龍紋徽章”等等，但是這往往只限于榮譽，相比于榮譽，這一次，唐浩然準備給予他們的卻是更為實際的東北——免稅。
農村軍人免征田賦的權力，當然，得益于建元后的土地登計，使得政府掌握有每個軍人家庭的土地畝數，加之法律上的禁止，因而絕不可能出現所謂的“投效”。而更重要的是，這只局限于士兵，軍官家庭仍需要交納田賦，畢竟相比于那些每月只有四元津貼的士兵，軍官的收入一直頗豐。
這些優惠條件勢必會進一步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而并不是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軍人是光榮而且神圣的”，而現在，根據軍國民化的要求，軍人將進一步神圣化，從而從根本上改變“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額外的津帖，而且這樣的話，每過幾年，都會有新的一批軍人進入村公所，可以說這樣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額外的經費！就像現在的教師一樣！那些皇家教師不也不需要支付額外的工資嗎？”
“嗯，現在村自治會中，老師往往起決定性的作用。”
袁世凱如實的說道，在新的農村士紳階層中，“皇家教師”可以說是最近幾年中才形成的一個階層，他們成為皇權在民間的代言人，負責協助縣政府管理鄉間，甚至還擔負著教化普通民眾的責任。
這是這一代老師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原本他們大都是與帝國沒有太多直接聯系的童生、秀才，他們在舊朝時甚至可能衣食無著，但是在新朝建立之后，通過大規模的速成師范培訓，政府為他們解決了衣食之憂，解決了出身，甚至還給予了他們一定的“地位”——監督村公所的權力。
也正因這種聯系，才使得這一代老師對皇家是感恩戴德的。但現在，唐浩然卻擔心那些接受五年免費師范教育的“優秀鄉村學子們”是否能夠像他們的前輩一般，對皇家感恩戴德，對帝國忠誠無限。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忠誠也好，抵觸也罷，實際上都是利益驅使的！前者因為利益對皇家保持忠誠，后者也是因為利益的不滿而對社會充滿不滿，這才是兩者根本上的不同，也正因如此，為防患于未燃，用另一群人去平衡老師于鄉間影響力，就成了不二的選擇。
“陛下，如果軍人進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會還要為軍人留出席位，會不會對自治會造成沖擊？”
搖著頭，唐浩然抬眼看著袁世凱搖頭說道。
“那些在鄉軍人，并不會壟斷一切，就像教師一般，他們于鄉間只是作為新坤的一員，在鄉軍人即然將作為鄉間的“新紳”，為什么不能進村自治會，而且他們進入村自治會，是為了在全國農村推行“新生活”，這個新生活的核心是軍事化、紀律化的，僅只依靠皇家教師很難做到的…”
話語稍頓時，看著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將是由參謀部同教育部配合進行，當然，這只是一個名目，一個推動“軍國民化”，推動國民改造，謀求“未來五十年國家穩定”的名目。
“當然，我并不是說教師做的不夠好，他們做的很好，六年前，全國的識字比便只有10，而現在是35，這傾賴于三百萬皇家教師的努力，可是，我們需要看到的是，盡管識字率要提高，但是國民的素質，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眾，軍人更講究衛生，在農村，最干凈、最整潔的家庭，不是士紳、不是教師家庭，而是在鄉軍人，他們把部隊的內務習慣帶到了個人生活之中，而我們現在的目的，卻是為了通過“全民化的軍國民教育”，讓所有的國民都接受新的衛生習慣、生活習慣。”
任何時候，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個名義，即便是“分權”，即便是防患于未然，也都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就像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唐浩然此時所考慮的并不是“國民改造”，而是考慮如何制約教師在鄉間的影響力，從而穩定鄉村。
從桌上的煙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煙，叼在嘴里，點著雪茄后，唐浩然深吸一口煙。
“因而朕以為，正是要以在鄉軍人為核心來發動和控制基層，推動農村的現代化，現在的農村也只有在鄉軍人最有組織性、紀律性以及足夠的文化和見識，能夠擔負起這一重任。至于說地方勢力集團，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勢力集團，正好可以應對縣、府自治化后地方主義抬頭的傾向。不管你是鄉自治，縣自治還是市自治，中樞都能通過各級在鄉軍人會來維持對最基層的控制。”
作為陸軍大臣的商德全，這位因后貝爾戰役而為西方軍事界推崇的陸軍元帥，在聽到陛下這么說時，立即露出了贊賞的神情，但同時卻明白，這個方案想獲得政府的只怕有不少難度，不知會有多少人一直擔心“軍人干政”，怎么會讓退伍軍人來控制農村？
尤其是現在，在帝國建元六年之后，民政官體制正在受到地方的挑戰——來自各級咨議會的挑戰，各級咨議會已經開始不再滿足于僅只做為一個咨議機關，他們同樣在渴望著權力，而實際掌握著權力的民政官，一直受到咨議會要求自治的挑戰，現在，在鄉軍人的出臺，顯然是針對咨議會的自治要求。
當然，在這里，絕不會有任何人去質疑陛下的言語，甚至在像袁世凱這位前駐東瀛總督看來，咨議會根本就是禍害——至少在東瀛，地方自治所導致的勢必將是地方勢力的崛起，而這甚至可能會影響到中國對東瀛四省的控制，但是對于咨議會，作為中國行政體系中唯一一位總督的他，并不能說三道四，畢竟，成立各級咨議會是陛下的要求，甚至就連南京都是帝國咨政院，就連忙陛下都會提及，在時機成熟時，發揮著一定的國會職能咨政院將會成為帝國國會，參與到國憲的制定。
當然，這是未來——一個誰也不知道的未來。在中國或許存在著制憲的呼聲。但是呼聲并不強烈，即便是有，也是局限于法律界，至于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憲法。至于朝廷本身，雖說曾多次提及制憲，但每每問及時間時，回答永遠只有一個——“待時機成熟”時。
“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業問題，而農業問題就是農村的問題，農村的問題又是農民的問題，只要我們解決了農民的問題，那么中國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我不否認農民較之城市居民更為單純，可是3億農村長期的不良生活習慣，卻嚴重制約著我國的程度！”
說著，唐浩然朝著眾人看去，盡管在過去的多年間，通過衛生警察的設立，城市的衛生以及城市居民家庭衛生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也只僅只局限于城市，畢竟，現在的財力并沒有達到于鄉村設立衛生警察的地步，甚至只有一些重點市集才會設立派出所，而他們的作用則是治安、戶籍以及征稅，至于督導轄區內的百姓衛生，他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在鄉下卻在數以百萬計的在鄉軍人。
而在另一方面，改造不良生活習慣只是其一，更為重要的是以改造不良生活習慣為突破口，對其國民性加以改造，這才是最根本的出發點。
“相比于警察，這些在鄉下散布的更為合理，基本上村村皆有，所以，我們要使用軍人，通過的進行全民性的軍事教育，提高國民的素質，改變民眾只知個人主義，而不知集休的現狀！從而達到改造國民性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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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6年，陶行知先生就尖銳地抨擊當時中國的鄉村教育：“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陶行知：《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