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亂！
1892年5月下半旬，對于東亞而言，無疑是一個紛亂之局。
在東洋，決定日本命運的櫪木會戰已然打響，近六十萬日俄兩隊在櫪木縣展開會戰，如果俄國贏得這場戰爭，東京的大門將會向俄國敞開，日軍將再難集結起一支成規模的部隊阻擋來自俄國的入侵。
而在東亞大陸，杭州的起義者們不僅光復了杭州府所屬九縣，縣又先后光復了嘉興府三縣，紹興府兩縣，近六萬義軍大都席卷浙江全省之勢，一舉復東南之勢。
當列強們的眼光開始投向這個新生的“浙江省都督府”，開始探究著起義對清國政治的影響時，朝鮮隨之闖進了人們的視線，準確的來說，是朝鮮統監府以及駐朝新軍。
“清君側”，對于西洋各國的外交官、觀察家以及學者而言，無疑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只要對歷史稍加了解，便會獲知，這不過只是一個“叛亂”的借口，相比于杭州那些由“暴民”組成的“起義軍”，列強們無疑更關注駐朝新軍。畢竟相比于前者，后者是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政府軍。
而更為重要的是，其主導者是清政府官員，其行為是否會對清國的政治走向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這是每一個西洋外交官所關注的根本，當西洋外交官紛紛猜測著南北叛亂對清國政治產生的影響時，他們卻在不經意見忽視了東南，忽視了杭州。
實際上，非但西洋外交官如此。甚至就連同清國朝廷亦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東南的這塊疥癬之癢。
一面藍底的“日月旗”于杭州城的上空飄揚著，對于此時的杭州百姓來說，他們似乎已經適應了這面“日月旗”，而于街道兩側的商鋪、酒樓，無論是否自愿。都必須懸掛“日月旗”，雖說這大漢都督府并不“大明”的，可并不妨礙他們將“日月旗”作為定制，實際上這完全是那些海外同志的意見。
似乎除去那些海外的同志之外，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旗幟”的重要性，連同城內的商鋪、酒樓、飯館不得不花錢買下“日月旗”。將其插于店門前的掌柜們，亦不知道這代表著什么，似乎在他們看來這旗幟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順民”的標志。
“順民”
無論是在任何時代，對于國人而言，甘為順民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也是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在兵荒馬亂時，更是如此，不過許是因為當年的戰亂中“匪過殺盡剃發，兵過殺盡全發。”的禍亂，百姓對于都督府頒布的“剪辮令”卻多少抵觸，可縱是再般抵觸，亦不得不剪掉辮子。畢竟那大街上可是有巡城的兵丁，見著有人沒剪辮子，便會撲上去。
砍頭？
大家伙都是漢人。自然不會做的那么過，可被兵丁抓住了，就會用刺刀齊著根的割斷辮子，甚至就連那辮子都給沒收了，若是自己剪了，還能留長些。把辮子小心收起來，不定什么時候還能派上用場。
幾日下來。這杭州城雖說再見不著辮子，可于這城中卻盡是些發梢近肩。披散著半長發的男人，只有那些義軍兵勇方才會如和尚一般剃上光頭，盡剪辮子。
“信心！”
“錢塘樓”二樓的包間內，幾名穿著軍裝青年在店小二將一道菜上來時，其中一人開口說道。
“你看，這小二的頭發梢都留到肩膀上，這就是心不在我的表現，他們還等著清軍打來時，重新把辮子給接上！”
放下手中的筷子，趙錢禮的眉頭猛然一鎖，盯著窗外街上那些披散著頭發的人狠聲說道。
“這些人當真是做不夠的奴才，以我看來，與其這般寬宏，倒不如直接下令，像滿洲人一般定下發制，膽敢違制者，重罰！”
殺氣騰騰的一番話，只讓這包間的氣氛頓時一變，可他身邊的好友，卻大都是不以為意的一笑。
“樹禮兄言重了！”
站起身來，王富走到窗邊，看著街上的路人。
“這兩百四十八年的奴役之創，又豈是朝夕可除，樹禮兄可曾記得，李《燕途紀行》中所記，在偽清順治十三年到達山海關，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于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見后，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而到了偽乾隆年間，我國人對于這種本來屬于漢族的衣冠已經不太熟悉了，這使他們不僅只是陌生，而且也是好奇了，人性善忘，焉能怪之。”
在說道出“人性善忘”時，王富的心底卻是泛起五味來，當初他不也是這忘宗蕓蕓一人嗎？若非于朝鮮所讀所思之事，又焉有心中大中華的覺醒，而于國人呢？或許他們記得自己曾是漢人，但卻早已將辮、滿式衣袍視為中華的一部分，習慣成自然。
而這種自然如何改之？
辮子可以剪，衣冠可以改！
但人心呢？
想到人心，他不禁想到那些曾手指大家伙言道著“無君無父亂逆賊徒”的官員以及讀書人，似乎對于他們來說，民族、國家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唯有所謂的綱常，所謂的“君恩當報”，對于這種人又當如何？
“殺！”
一個字眼從譚嗣同的口中道出時，全沒有一絲的猶豫，不過他所指的殺，殺的卻是剛剛捕獲的數十名為滿清提供情報的百姓。
君恩如山？
對于譚嗣同來說，至少現在他完全沒有一絲這方面的情感，作為起義者中的領導者，對于他來說，眼下最緊張的責任就是領導數萬起義軍贏得這場起義的勝利。
“復生，這其中還有幾名本地的賢達，若是不問而斬，豈不…”
不待唐才常把話說完，譚嗣同身邊的軍事顧問李勤玉卻堅定的說道。
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作為軍事顧問，李勤玉的主張非常鮮明——他認同革命的暴力，正如同他正在試圖做出的嘗試一般——通過革命的暴力去清洗民軍中一切“不利因素”，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在地方，許多人依然選擇同滿清殖民政權合作，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背叛這個民族，甚至在民軍之中，亦有許多人，他們或明或暗的背叛了革命，”
注視著譚嗣同與唐才常，李勤玉的神情肅然，卻又帶著不容質疑的味道，見兩人似乎是在猶豫，他又刻意強調道。
“現在眾所周知，府中已經于朝鮮舉起義旗，在短期內，府中必須集中全部的力量用于進攻滿清軍力，實際上，相比于杭州，北方現在承擔著更多、更大的壓力，這亦是府中能夠為我們做的最大的犧牲了，現在，我們必須要依靠自己，滿清政府從北方騰開手前鞏固革命的政權，鞏固革命的成果…”
如果此時唐浩然聽到李勤玉的話語，一定會好奇自己的這個學生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言語中無不是帶著“革命”，事實上，李勤玉并不算是一個“革命者”至少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甚至對于革命一詞的體會，還是在圖書館中看從書本上獲得的，正如同他對革命的理解一般——法國式的革命。
“現在，我們必須要用革命的暴力去警告所有心懷異心的人，”
話聲稍稍一頓，李勤玉的聲音又是一揚。
“尤其是在民軍中的，那些心懷異心的、隨時都有可能背叛革命的人，將會是這場革命最在的敵人，甚至，他們對革命造成的破壞，將遠超過滿清軍隊造成的破壞，當然，還包括潛伏在城內的叛徒…”
一個個鮮明的字眼從李勤玉的口中道出時，并沒有流露出太多的情感，實際上對于他來說，他唯一在意的就是如何掌握民軍，這是他的任務，或許，杭州起義是由眼前的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發動的，但是未來的民軍必須是在他的掌握中。
當年隨同老師同赴朝鮮的幾名同學之中，李勤玉一直都不怎么起眼，甚至可以說一直都沒有引起老師的注意，就連同同學們亦忽視了他的存在，而在接到這個任務后，他便不斷的在心底對自己重復著一句話——一定能讓他人刮目相看。
或許對于全世界而言，杭州起義都是個雞肋，但在李勤玉的眼中，這卻是一個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能夠成功的話，那么他不僅僅會引起老師的注意，同樣還會能夠獲得難以想象的回報。權力、榮譽…諸如此類的回報，但這一切都必須以“成功”為前提，而這意味著他需要譚嗣同與唐才常等人的幫助，幫助他以“革命的名義”去掌握這些力量。
“大都督、副都督，我們并沒有其它任何選擇！是成功，亦或是失敗！這是唯一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