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于立飛上班之后，就讓安德生來自己的辦公室。水印測試 水印測試安德生之前是分管全縣信訪工作的副局長，對程方的事情，應該知道才對。當然，他也不會僅僅聽信陳梅玉的一面之詞。可是現在程方已經被死緩，陳梅玉還堅持他是冤枉的，他才想過問的。
“老安，昨天晚上陳梅玉找到了我，程方的案子你應該知道吧？”于立飛等安德生進來之后，走到了沙發邊上，給他遞了根煙。
“知道的。程方，二級警督，六五年生人，黨員。八八年調入潭州縣看守所，九八年起任看守所副教導員。在看守所工作的時候，程方當時就有違紀行為，而且還跟朱麗紅保持著不正當關系。原本局里就準備處分他，正好發生了這件事，當時湯伯生和李青山親自督辦的案件。”安德生點了點頭，當時他分管全縣信訪工作，對陳梅玉可是記憶猶新。
“當時誰分管看守所？”于立飛問，董記純是去年才調過來的，程方發案的時候，董記純還沒有調來。
“趙力。”安德生說道，正是因為程方的案子，趙力才得以提拔為副政委，主管治安和派出所工作。
“我看過案卷，確實有一些疑點和違反法律程序之處。”于立飛說道，以現在趙力的身體狀況，讓他再介紹程方的情況，顯然是不合適的。
“于書記，程方的案子，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復審，并且作出維持原判的判決，我們現在再提這件案子，是不是有些不合適？”安德生問，這件案子已經判了，而且程方也承認確實是他故意殺人，至于非法持有槍支，更是板上釘釘的事。
“法院判了的案子，就不一定都準確無誤嘛。”于立飛說道，法院只是根據當時雙方提供的證據，公安局提供的口供中，程方已經供認不諱，法院自然是根據口供來判案。可如果公安局的口供有問題，法院就有可能犯錯。于立飛仔細看過案卷，確實有一定的問題。
首先是公訴人對程方故意殺人的指控，主要建立在他曾在公安機關所做的惟一一次有罪供述；而這次口供所說的作案過程和細節，包括從哪里入室、如何行兇、從何處逃跑等等，與辦案人員的現場勘查筆錄根本不符。
例如，程方在《訊問筆錄》中供述：七月十二日作案時，把繩子拴在被害人鄧某、朱麗娟夫婦家的樓頂一根鐵棍子上，從頂樓下到三樓進入鄧家南陽臺，在陽臺上用匕首扎傷鄧某，在門廳扎傷朱麗娟，然后開門逃走，把衣服扔在她家門口，穿的球鞋扔在半路…
公安機關的《現場勘查筆錄》顯示：兇手當時是將一條尼龍繩系在樓內三樓和四樓間的樓梯扶手上，從樓梯轉角處的窗戶爬到北陽臺外，從北陽臺進入廚房實施作案，一雙棕色皮涼鞋遺留在案發現場。
其實是公訴人指控程方為泄私憤，殺傷鄧某、朱麗娟缺乏證據。因為程方缺乏作案動機！程方與受害人朱麗娟的妹妹有關系。這種關系對受害人鄧某、朱麗娟并未造成任何損害。而且鄧某、朱麗娟也從未阻撓過妹妹與程方之間的這種關系，程方為什么要殺害鄧某、朱麗娟？受害人鄧某也曾親口陳述：程方與他和妻子朱麗娟之間沒有過矛盾。
再次，是程方沒有作案時間。根據潭州縣公安局的偵查結論，案件發生時間為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時許。而程方家座機的話費清單顯示：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時十分四十九秒，程方正在家中與朱麗紅通話。正打著電話，朱麗紅告訴程方，她姐姐家出事了，讓程方找車送他們去醫院搶救。拭問，如果案犯真是程方，他怎么可能幾乎在案發的同時，還能跟朱麗紅在家中通話呢。
最后，李久明被捕后，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一些公安人員在偵查階段對自己刑訊逼供。《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一條也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我國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參加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十五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證據可用于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
上述法律和國際公約明文規定，如果程方所說的公安人員對其刑訊逼供屬實，便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
于立飛作為潭州縣公安局實際一把手，如果公安局的公安人員，確實有刑訊逼供的犯罪行為，他是絕對不會姑息遷就的。急于破案的心情他能理解，危害到自己同事的生命，他也很同情。可是如果真的是采用刑訊逼供，而造成了屈打成招，他就不會答應了。
聽到于立飛有理有據的分析和判斷，安德生也是沉默了。這件案子涉及到原來的局長和政委，雖然他們都已經不在了，可是于立飛的做法，還是會讓人覺得他在報復。
“如果程方真是冤枉的，而我們在知道之后，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那就是瀆職！再說了，程方雖然有違紀行為，可是并沒有故意殺人。非法持有槍支雖然要處罰，但并不能判死緩吧？”于立飛沉吟道。
“于書記，我你。”安德生最后咬了咬牙，程方的案子跟他一點關系也沒有，既然于立飛要重新調查，他自然也不好反對。而且于立飛也說的沒錯，如果現在自己不，真要是查出程方是冤枉的，他這個公安局的政委，以后還怎么干？
“你把當時參與審訊的人，列一個名單。”于立飛說，到底是什么情況，當時參與審訊的公安人員心里最清楚。
“湯伯生、李青山、趙力、余建軍、李久明，還有市局刑偵支隊一大隊的大隊長聶連海。”安德生對這件案子記憶猶新，對參與審訊的人員也非常清楚。
“聶連海？”于立飛詫異的問，他是知道聶連海這個人的。
“案發后，縣局向市局提出要支援，市局就派了聶連海過來。”安德生說。
“余建軍和李久明都是治安大隊的，怎么刑偵大隊沒人參加嗎？”于立飛疑惑的問，程方的案件可是刑偵大隊偵查的，現在參與審訊的人員，余建軍和李久明都在治安大隊，而且被開除了，他自然不相信。
“當時余建軍是刑偵大隊的副大隊長，李久明是刑警。程方的案子之后，他們才被調到治安大隊。余建軍擔任大隊長，李久明擔任一中隊的中隊長。”安德生說，因為那次的事情，趙力、余建軍和李久明都是受益人。
“徐永江和許之一有沒有參與？”于立飛問，徐永江是分管刑偵的副局長，許之一是刑警大隊的大隊長，他們并沒有參與程方一案，顯得有些奇怪。
“于書記，你可能不清楚當時的局里的情況。湯伯生當局長的時候，絕對是大權獨攬，徐永江雖然是分管刑偵的副局長，可是程方的案子，湯伯生親自出馬，還輪得到徐永江么？而因為余建軍想出頭，自然就不會讓許之一參加。”安德生說，原本湯伯生是有意讓余建軍擔任刑警大隊的大隊長的。可是余建軍覺得，干刑警太辛苦，不如去治安大隊。
在治安大隊的日子，確實要比刑警大隊悠閑得多。特別是灰色收入，當刑警幾乎沒有任何灰色收入，可是在治安大隊，工資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動。李久明之所以愿意跟著余建軍，就是因為在治安管理大隊的日子過得實在太舒服了。
“老安，現在除了聶連海之外，其他五人都不在公安系統了。”于立飛說，或許這就是天意。
“于書記，你說怎么調查，我聽你指示。”安德生說，如果不是于立飛突然來公安局，恐怕除了湯伯生之外，其他四人都會好好的。特別是李青山，很有可能擔任局長。
“雖然參與審訊的人，現在都不在局里。可是這么大的事情，肯定也是有其他知情人的。你負責思想工作，可以順便調查一下，我去趟看守所。”于立飛說，原本他可以問徐永江和許之一，可他們現在都在六九專案組里，他可不想因為這樣的事而打擾專案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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