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插樓！！！
遠遠望過去，洪堡大學物理系的辦公樓四平八穩，頗像一個在森林中沉吟獨步的學者，氣宇軒昂卻持重冷靜。
大樓內的走道、電梯、辦公室都很樸實，有的甚至非常陳舊。這一切讓人聯想起那些數學公式，在非常繁復的計算之后變得既簡單又明了。
章程的辦公室在二樓。
沒有咖啡，更沒有飲料，只有幾張書桌、一排書架以及散亂的草稿紙。
《柏林報》記者亨克的消息很靈通，章程第一天上班就匆匆趕到這里，試圖等他下課后來一個獨家專訪。
“不要問物理學家干什么，有什么目的，這樣的問題非常愚蠢。”
對于他們這些無孔不入的記者，阿紹姆教授極為反感，聽揚約瑟夫一說，便走過來一臉不耐煩地想打發他走。
臉皮不厚怎么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記者，亨克早司空見慣，抱著相機坐在辦公桌前饒有興趣地問：“教授，那您認為怎么問才不愚蠢？”
阿紹姆教授徹底服了，只能面無表情地敷衍道：“有時候，物理學家要做的是將事物推到極限，冷，更冷；熱，更熱；快，更快；慢，更慢。只有在極端的情形下，物質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或者可以幫助我們證實一些理論，或者推翻一些理論，或者重建一些理論。”
有點哲學的意味，亨克似懂非懂的點點頭。正準備再問點有關于章程的事，章程突然夾教案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
“《柏林報》記者亨克。章先生。我們在蒙特卡洛見過。當然，您不一定記得我。”
前天自己家那口子剛給眼前這位老朋友出了道難題，今天又碰上這事，阿紹姆教授非常內疚，一臉歉意地解釋道：“章，真抱歉，對于亨克先生的來訪，系里事先一無所知。”
“沒關系。”
章程笑了笑。伸出右手道：“亨克先生，認識您很榮幸，不過今天真不是時候，因為十分鐘后我要去見一位朋友。”
兩德統一前他來前東德科學院交流，兩德統一后又第一個投資東德。之后兩年里，不斷擴大在東德的投資，nb電氣（德國）有限公司儼然成為東德企業的代表。
誰也不看好的萊比錫機場，居然被他經營得紅紅火火，現在不僅是全歐最大的飛行培訓公司，還是全歐最大的客機改裝和報廢基地。與萊比錫縣共同投資的特別貿易區，更是成為東德最大的出口加工基地。
提供就業。發展經濟，堪稱東德人公認的朋友。
然而在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過程中，他竟一點不顧朋友的感受，公然給bj搖旗吶喊，并且干凈利落地幫bj贏得了舉辦權。
銀河號事件、bj申奧成功、nb實驗室兩位化學家同時獲得諾貝爾獎、涉嫌利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資助為nb電氣搞研發…各種正面和負面報道接踵而至，可以說他是柏林這段時間最受爭議的人。
“十分鐘就十分鐘！”
亨克豈能錯過這個機會，一邊手忙腳亂地掏出錄音筆，一邊指著墻角邊的一疊報紙問：“章先生，相信您一定留意過柏林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媒體關于您和柏林nb實驗室的報道，對于那些指責，尤其您的政治立場，你作何評論。”
考慮到協助bj申奧對公司運營有可能帶來的影響，bnb新聞網兩個月前還特別委托全球輿論調查公司和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國際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聯合調查。
被調查的22個國家覆蓋五大洲，分別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俄羅斯、澳大利亞、南非、土耳其、黎巴嫩、印度、菲律賓、印尼、日本、韓國。
通過面訪和電話訪問的形式，訪問了22953個典型樣本，在各國調查的抽樣誤差從2至4不等。
調查結果顯示22個國家中，有18個國家的民眾對中國持正面看法。48的民眾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正面的，30的人持負面看法。其中，對中國看法最積極的是黎巴嫩，約有74的人認為中國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只有9的人認為中國的影響是消極的。
對中國看法最消極的國家就是德國，在全世界最不喜歡中國人的國家中，德國和土耳其并列第一，然后才是日本和美國。
很多中國人比較欣賞德國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德國人卻不喜歡中國人。這個令人沮喪的調查結果沒有公布，也沒有向bj方面通報，僅供公司高管們作為決策時的參考。
從另一角度上看，柏林nb實驗室所遇到的麻煩，很大程度上與大環境有關，而那些居心叵測的西德公司只是點了一把火。
章程改變不了德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想方設法改變他們對nb電氣和nb實驗室的看法。
他放下教案，一臉嚴肅地說：“亨克先生，我的確留意到德國一些媒體對柏林nb實驗室有很多質疑，那些質疑甚至指責讓我非常驚訝，因為這些報道既不客觀也不公正，簡直違背了最起碼的新聞道德。”
“您具有指哪方面？”
“比如在研發經費的使用上，柏林nb實驗室遠比德國的其它公益性研究機構透明，每一筆經費花在哪里都能查詢到，乃至具體到一支筆、一個紙杯。同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資助，僅占實驗室經費的12.6，如果算上惠及德國所有大學研究生的nb創業基金，所占比例會更少。而實驗室在前瞻性和公益性研究上的投入，占總經費的25。由此可見。那些質疑和指責有多么荒謬？”
章程接過揚約瑟夫遞來的水喝了一小口。接著說道：“更令人無法理解的是，一些報道竟然把奧林匹克運動與政治混為一談，要知道在國際奧委會委員投票前，連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先生都再三重申，不要把人q和政治因素作為衡量一個城市是否合適承辦奧運會的標準。
而我之所以支持bj，支持中國，在申奧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已經說過無數遍，中國是全世界最大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需要奧林匹克運動，奧林匹亞運動同樣需要中國。同時，我是一個華人，就像幾年前東德人和西德人都希望兩德能夠統一一樣，希望奧林匹克能進入中國。”
回答得無可挑剔，亨克婉拒了揚約瑟夫遞來的水，舉著錄音筆又問道：“章先生，您很早便來了柏林，在柏林有很多投資，資助成立了柏林nb實驗室。在柏林有很多很多朋友，在作出擔任bj申奧形象大使。全力協助bj申奧前，您有沒有考慮過他們的感受？”
“當然有，但知道他們會理解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這個問題簡直是胡攪蠻纏，阿紹姆教授忍不住接口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作為朋友更要尊重相互之間的決定。況且章先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公眾人物。”
章程可沒時間陪他再扯，接過揚約瑟夫遞來的風衣笑道：“亨克先生，十分鐘到了，有機會再聊。”
記者有關于采訪時間的承諾永遠不能當真，還有一大堆問題沒問的亨克邊小跑著跟了上去，邊死纏爛打地問：“章先生，我送送您，我們邊走邊聊。”
“聊點建設性的好不好，至于您剛才關心的那些問題，實驗室主任克林斯曼博士會在近期舉行記者會加以澄清。”
“好的，我們說點別的。”
亨克先跑到他前面拍了張照，旋即問道：“章先生，比較德國和香港的教育，您認為有什么特別不同的地方？”
這個問題章程很樂意回答，循循善誘地說：“香港的教育體制非常開放，比方我們實驗室的一些教授，在實驗室做了好幾年之后，香港大學仍然可以聘請他。這在德國是不可能的，德國的教授如果離開學校一年之上，就不可能再回到學校，相比之下，香港的教育制度和人才交流比較靈活。
還有，香港大學的學費比較貴，大概也因為這個原因，教授對學生的態度都非常好，學生隨時都可以到教授的辦公室去。而在德國，學生很難見得到教授，這是我第三次來洪堡大學，我注意到很多大一新生，幾乎沒有可能在上課之外的時間看到教授。不過話又說回來，德國的大學是免費的，這對一些貧寒而有才能的學生比較公平。”
章程侃侃而談，語調平淡、一副實話實說的模樣。
他顯然沒有吃午飯，走到樓梯時竟然從助理手上接過一個極其簡單的三明治，兩片黑面包，一片熏肉，幾片生菜，吃得津津有味。穿著也很樸素，里面一件簡單的夾克，外面一件黑色的風衣。
亨克不禁笑問道：“章先生，據我所知，您把所有個人資產全部捐贈給了‘nb科學與教育基金會’，這會影響您的生活嗎，比如錢夠不夠花？”
章程一愣，隨即哈哈大笑道：“應該夠了，我在實驗室有薪水，在基金會有慈善年金，作為客座教授，洪堡大學每月還會給我3600馬克。而我每天在實驗室或大學工作十幾個小時，到哪里去花錢？”
替他和阿紹姆教授合影之后，亨克又提出要與他合一個影，章程稍稍猶豫一下便同意了。
這讓亨克很意外，因為他清楚地明白，對身邊這位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年輕人而言，他其實是個來路不明、素不相識的人。完全可以拒絕卻沒有拒絕，大概是不愿意掃他的興。于是決定在報道里加上一句，他不但是一個很本分、很本色的人，也是一個很有風度、很善解人意的人。
打發走難纏的記者，鉆進轎車。章程便回頭笑問道：“約瑟夫。鮮花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在后備箱。”
“客人呢？”
“也到了，弗朗索瓦總裁正陪他在教堂等您。”
與此同時，上午十點才趕到柏林的東門子總裁馮必倫和高級主管艾伯特，正乘一輛黑色奔馳往柏林西郊的威廉紀念教堂趕。
會面地點太詭異了，據馮必倫所知，那里就是一片墓地。
看著車窗外越來越冷清的街道，他微皺起眉頭問道：“艾伯特，怎么選那個地方。難道他要參加什么人葬禮？”
兩大公司真正的掌門人非正式會面，無論把會面地點定在nb電氣歐洲公司總部，還是定在東門子柏林分公司都不合適。
考慮到章程身份特殊，馮必倫得到安格拉部長的回復后，立即請東門子教育集團的東門子柏林科技學院向章程發出邀請。然而章程竟然婉拒了這一邀請，而是提出在威廉紀念教堂見面。
艾伯特輕嘆了一口氣，倍感無奈地苦笑道：“總裁先生，我向墓地管理處咨詢過，今天沒有葬禮。可能是他的確很忙，只能利用去祭奠朋友的機會跟您見面。”
真是莫名其妙。要不是有求于人，馮必倫才不會去那個鬼地方。
趕到紀念教堂已是下午一點。只見nb電氣歐洲公司總裁正陪著那個神奇的東方人和一個白人站在一塊看上去有些年頭的墓碑前。
墓碑前放在兩束鮮花，那個白人顯得有些激動，扶著墓碑不知道在跟他說什么，而他則聽得聚精會神，時不時的還點點頭。
“揚約瑟夫，章先生的助理，二位請隨我來。”
“謝謝，”艾伯特放緩腳步，刻意讓老板走在前面，便低聲問道：“約瑟夫先生，章先生祭奠的是誰？”
直到昨天下午，揚約瑟夫才知道這里葬著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低聲介紹道：“約翰拉貝，1931至1938年曾擔任貴公司駐中國nj的代表，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與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由于種種原因，拉貝先生的事跡不僅絕大數中國人不知道，連絕大數德國人都一無所知。馮必倫同樣如此，歷史上那么多雇員，誰知道拉貝是誰？
更何況對東門子公司而言，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歷史。
不僅曾秘密資助過納粹黨，希特勒上臺后，特別是戰爭期間，東門子的規模甚至迅速擴大，興建起更多工廠，并參與了德國經濟的“納粹化”。
從1938年起，東門子就在公司內部實施種族政策，將猶太工人同德國工人隔離開來。之后，由于戰爭爆發，勞動力匱乏使東門子領導層頗為頭疼，于是竟把目光投向了集中營。
到20世紀40年代，東門子逐漸在一些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及周邊地區建造工廠。不少集中營工人上午為東門子生產電氣設備，下午就在公司建造的毒氣室里被毒死。據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東門子的20多萬雇員中，超過15萬是集中營在押犯人。
而高級管理層則在多種場合稱贊納粹主義，董事會副主席弗里德里希盧尚更是鐵桿納粹分子，1945年希特勒自殺后，也跟著自殺了。
終于見到了總把“投資中國有風險，不投資中國風險更大”掛在嘴邊的人，章程主動伸出右手，沒有進行自我介紹，而是凝重地說道：“墓碑下的約翰拉貝先生，在1937年日軍nj大屠殺期間，與十多位外國友人一起，在中國nj建立了bj戰時安全區，保護了約25萬中國平民。
1938年返德后，拉貝先生在柏林多次揭露日軍在nj的暴行，還寫信給當時的德國元首希特勒，希望德國政府出面向日本施壓，為此他一度遭到蓋世太保的逮捕。二戰結束后，拉貝先生又因他的納粹黨員身份遭到不公正待遇。”
總裁先生，他是貴公司的雇員，作為東門子總裁，我想您一定會為他的人道主義善舉感到驕傲，感到自豪！”
“這…這…這太突然了，我…我…我對此…”
“是的，很像您一樣的德國人對約翰拉貝先生并不熟悉，但中國人沒有忘記他，昨天nb電氣高級副總裁丹尼爾先生剛與中國江南省政府就此事溝通過，江南省和nj市政府官員相繼表示要來柏林緬懷拉貝先生，要修繕拉貝先生在nj的故居，并修建約翰拉貝紀念館。”
章程松開他的手，側身介紹道：“這位是約翰拉貝先生的孫子，托馬斯拉貝教授，我們前段時間剛與教授取得聯系，他也是今天上午剛從海德堡大學趕來的。”
一天之內，見到兩位平時只能在電視上見到的大人物。
更重要的是，在沉浸了幾十年后，中國人還記得祖父，記得他為中國人做過的事，托馬斯拉貝激動不已，緊握著馮必倫總裁的手道：“我祖父經常說，他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他的兒孫輩很多都在中國出生。基于這種情感，他應該對那些在中國與他打了多年交道，并成為朋友的人負責。
他還說，在中國的日子里，包括在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對他一直都很好。也許就是這么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和對別人負責的態度，促成了他的舉動。不過，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還有17位其他外籍友好人士和他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還回國后中國人民一直沒忘記他，尤其戰爭結束后那段困難的日子，他得到了nj市民的捐助及當時中國國民政府金錢和糧食的接濟。直到1950年，因中風不幸去世。”
馮必倫豈能不知道這是章程表達善意的一種方式，甚至可以說是送給他的一份厚禮。因為約翰拉貝的事跡一旦廣為人知，不僅能夠讓東門子的那段黑色歷史多那么一絲光彩，而且可以借此獲得中國人對東門子的好感，對東門子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大有幫助。
“教授，真…真…真抱歉，我竟然連鮮花都沒準備。”
“不不不，您能來已經非常難得了。”
托馬斯拉貝打開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從包里取出一本日記，凝重地說道：“在nj大屠殺期間，我祖父經常奔走各地，試圖阻止日軍施暴。他每天將日軍暴行寫成詳細報告，以此向日本大使館交涉并提出抗議。
這是他當時寫的日記，詳盡記錄了日軍攻陷nj后對手無寸鐵的中民犯下的暴行。章先生和我都認為這本日記將成為日軍罪行的有力的、不容辯駁的證據。”
看來是假不了，馮必倫重重點了下，欲言又止地問：“教授，那我能為您做點什么？”
“總裁先生，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只是想向您證明那段歷史。至于我祖父的事，我會寫一本書。”
章程回頭看了一眼墓碑，一臉誠懇真摯地說：“教授，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夠成為第一個讀者。此外，我還想由我的基金會投資拍一部電影，讓更多人知道約翰拉貝先生的善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