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時鐘分針轉動的“滴答滴答”聲格外刺耳。
側頭望去，他的睡像真不好看，右臂緊緊摟著她，右腿翹在她身上，像只八爪魚，生怕她跑了似的。呼吸勻稱，極少打呼嚕，但卻像孩子般地流口水，她感覺很是好笑，又小心翼翼地從床頭柜上抽出一張紙巾，幫他擦了擦嘴角。
他很勤奮，這些天在圣大，要么在實驗室做實驗，要么泡在圖書館閱讀有關于物理化學的英文和德文書籍或文獻，要么跟數學力學系或化學系的教授們交流。遇到不懂的Wèntí，還會像學生一樣向教授們請教，只到弄懂為止。
他慷慨大方、為人和善，教授們也樂于指點。以至于更像一個留學生，而不是一個前來交流的訪問學者。除了確定一些大方向，除了死纏爛打的要把那個研究數學的書呆子挖回去之外，集團的事他真極少過問。
然而，今天情況特殊，如果情報無誤，十幾分鐘后就要發生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
很多中國人都有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蘇聯情節，夏遙也不例外。所以明Zhīdào等會兒弗雷得力克會上來叫，可去了趟洗手間之后仍輾轉反復，愣是睡不著。
墻上的時針和分針指向凌晨4點50分，她抽出被他壓得發酸的右臂，提醒道：“老公、老公。快5點了。起來吧。”
這是一個很“香港”的稱呼。大姐就是這么稱呼姐夫的。
他總是“老婆老婆”的叫，開始還感覺有些不意思，漸漸地，她發現這么稱呼很親切，也自然而然地跟著稱呼起老公。
“5點了？”他沒精打采的應了一聲，連眼睛都沒睜。
天氣漸涼，夏遙一邊穿上大姐章慧前天剛從香港捎來的春秋衫，一邊催促道：“你不是讓弗雷得力克先生準時叫的嗎？再過兩分鐘5點。人家就快上來了。”
“哦。”章程這才睜開惺忪的雙眼，揉著發麻的脖子，哈欠連天地說：“見證歷史的時刻到了，老葉啊老葉，你別讓我們失望啊。”
為了這一刻，丹尼爾幾乎把整個歐洲公司全部動員了。
從決定組建BNB新聞網，到成立蘇聯報道團隊；從為演播室及相關場地尋址，到演播室器材的甄選和運輸；從想方設法收集與蘇聯高層有關的一切影像資料，到物色報道時參加評論的嘉賓…短短一個多月里，一個又一個不Kěnéng完成的任務被順利攻克了。
如果特別報道無法取得空前成功。那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會付之東流，而高達8600多萬美元投入也會打水漂。
關鍵時刻。安全顯得尤為重要！
揚約瑟夫和馬格達雷娜背著AK47在別墅四周巡邏，前東德外交信使弗朗克艾爾斯特納則守在客廳里，通過對講機與他倆保持聯絡。
二人剛走下樓梯，正準備上去叫的弗雷得力克秘書，便指著身后的五臺電視、兩臺收音機和兩部海事衛星電話說：“章先生，夏小姐，都準備好了。”
屋頂上架著三個衛星接收器，可以同時收看BNB國際頻道、德語頻道和CNN新聞頻道。另外兩臺電視機接得是普通天線，用于收看莫斯科、圣彼得堡電視臺節目。兩部海事電話的作用更大，有了它們可以與BNB新聞網在柏林的總部，在莫斯科主持大局的NB電氣（俄羅斯）羅雷爾，以及下榻在圣彼得堡歐洲酒店的弗朗索瓦副總裁保持聯系。
章程看了一眼電視里前東德電視二臺名嘴大衛熟悉的面孔，低聲問：“莫斯科那邊有沒有動靜？”
弗雷得力克不無擔心的搖了搖頭：“暫時沒有。”
戈爾巴喬夫一家半個月前去福羅斯別墅休假了，前天剛爆出來的新聯盟條約內容也搞得沸沸揚揚，一旦戈爾巴喬夫明天回莫斯科簽署，那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將會成為歷史，不想就這么失去權力的保守派們再不動手就沒機會了。
章程微微點了下頭，若無其事地說道：“該來的總會來，我們先等會兒。”
與此同時，莫斯科市中心一棟大樓里也燈火通明。這是一個緊鄰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的酒店，頂層的幾個總統套房，三天前才被沙特駐莫斯科大使租下，理由是用于接待即將抵達蘇的沙特援助委員會代表，以及先期抵達的新聞記者。
位置極為優越，推開窗戶就能看見議會大廈和馬術廣場。
由電視臺記者、文字記者、攝像師、攝影師、翻譯以及司機組成的4個采訪團隊，共30多人正在房間里整裝待發。樓下的停車場里，還停著一輛備用的衛星轉播車。
這里30多人，沙特使館20多人，圣彼得堡、葉卡捷琳堡、喀山、伏爾加格勒、塔林、明斯克、立陶宛、格魯吉亞…蘇聯幾大主要城市和加盟共和國幾乎都有BNB新聞網的采訪團隊。
主持前線報道BNB新聞副總監科普夫顯得有些焦躁，在窗戶邊踱來踱去，差點絆到腳下的攝像機。
“Zhīdào了…Hǎode…非常感謝。”
從凌晨4點到現在，羅雷爾總裁一直守在電話邊，剛與遠在圣彼得堡的歐洲公司副總裁弗朗索瓦溝通完，又接了一個不Zhīdào從哪兒打來的電話。
“先生們。”
他突然撂下電話站起身，一邊環視著眾人，一邊用德語興奮不已地說：“先生們，剛收到消息，蘇聯強力部門三天前曾從普斯科夫的工廠定了25萬副手銬和30萬份逮捕表格。此外。克格勃主席將所有克格勃成員的薪水加倍、從休假叫回并置于警戒狀態。甚至連列福爾特監獄都被清空以便接收新囚犯。”
25萬副手銬。30萬分逮捕表格，做這樣的準備，除了政變他們還能干什么？
科普夫副總監欣喜若狂，急切地問道：“總裁先生，剛才打電話來的那位朋友，愿不愿意接受我們的采訪？”
羅雷爾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時間，抬頭道：“當然可以，不過要在沙特使館。”
這是麥特布王子極力爭取到的政治避難名額。但沙特是一個非移民國家，他們只能確保線人安全，至于出境后由哪個國家接受，則要NB電氣自己想辦法。
國籍嘛，買就是了。
巴拿馬護照5萬美元一本，只要愿意提供有價值的新聞線索，迄今為止官方身份仍是柏林工業總公司莫斯科代表處主任的羅雷爾，不僅會把那些老朋友安全送出蘇聯，還會再給兩萬美元安家費。
這里是前線報道指揮部，BNB新聞網在蘇聯的演播室和通訊中心設在沙特駐莫斯科大使館。想到另一位副總監正在使館里準備隨時連線，科普夫不禁笑道：“既然人會去使館。那就不用我們操心了，相信繆勒會接待好他們的。”
正說著，對講機里傳來一陣刺耳的電流聲。
很有規律的兩長一短，沒有呼叫，但卻傳遞出了科普夫福總監最希望收到的消息，他急忙掐滅煙頭，一邊手忙腳亂的套上縫有德國國旗，并用英語、德語和俄語標上BNB新聞網字樣的馬甲，一邊興高采烈地說道：“先生們，烏鴉出巢，我想我們活兒干了。”
羅雷爾異常嚴肅地提醒道：“科普夫先生，這才剛剛開始，您可不能隨便離開這兒。”
“但我也要做一些準備。”
科普夫拍了拍身邊一個小伙子的肩膀，哈哈笑道：“威廉，頭彩交給你們A隊，好好干，注意安全。”
培訓了近一個月，直到三小時前才宣布此行的真正來意。
全程直播紅色帝國的一場政變，對新聞人而言是多么可遇不可求，威廉仿佛看見了普利策獎正跟自己招手，立馬背上采訪包說道：“科普夫先生，等我們的好消息吧。”
六個來自德國、英國、比利時和香港的小伙子，背著長槍短炮歡呼雀躍般地走了。他們都是BNB新聞網高薪聘請的精英，都在NB銀行買了意外傷害保險。
作為即將上任的NB電氣（俄羅斯）公司總裁，羅雷爾要為他們的安全負責，剛準備請蘇聯宣傳部門的一個老朋友關照一下，突然發現電話已經被切斷了。
樓下有專人望風，所有房間之前都檢查過，剛才接的那個電話說得又都是事先約Hǎode暗語，羅雷爾可不認為這是克格勃針對自己而搗得鬼，而是很直接地聯想到了政變，當即命令道：“格奧爾格，去總臺問問電話為什么打不出去；戈德弗斯，用衛星電話問問使館那邊的情況。”
他的話音剛落，守在電視機前的一個記者突然跳了起來：“電視，科普夫先生，快看電視！”
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圍了過去，只見女播音員在屏幕里一臉凝重地說道：“戈爾巴喬夫總統，因健康原因無法履行總統職責，根據蘇聯憲法，從8月19日起，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責。國家全部權力交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烏鴉出巢”是有軍隊進入市區的暗號，并不能代表什么。而半個月前還活蹦亂跳的戈爾巴喬夫，因為“健康原因”無法履行總統職責，無疑證實了政變消息的真實性。
《蘇聯領導告人民書》播報完，電視里放起了芭蕾舞劇《天鵝湖》。
愈是關鍵時刻，愈要冷靜。
科普夫并沒有急著派出第二隊人，而是換個了臺。正如他所預料的一樣，換個臺還是《天鵝湖》，所有頻道播放的都是《天鵝湖》！
這時候，戈德弗斯放下衛星電話匯報道：“羅雷爾先生、副總監先生，使館外線也被切斷了。弗雷得力克剛同繆勒先生通過話。他讓我們留一隊人待命。其他人按計劃行動。”
“留一隊人？”
“Shìde。另外衛星轉播車也留下。”
“為什么？”現在正是搶新聞的時候，科普夫百思不得其解。
弗雷得力克的話就是老板的話，老板的話就是命令，哪兒來這么多為什么？羅雷爾接過話茬，輕描淡寫地說道：“留下一隊，您還有三隊，加上沙特使館的兩隊。副總監先生，在我看來。現階段的采訪力量已經足夠了。”
翻譯和司機都是他們安排的，沒有他們的幫助在莫斯科簡直寸步難行。而且根據BNB新聞網的相關規定，新聞采訪人員也要接受俄羅斯公司監管，萬般無奈之下，科普夫只能同意道：“那好吧，D隊和轉播組留下，其他人按計劃采訪，記得多帶些電池，完了之后在沙特使館匯合。”
莫斯科的同事忙碌起來，BNB新聞網在柏林電視臺的總部也沒閑著。丹尼爾站在一排排接受全球各大電視臺節目的液晶顯示器前，激動不已地大呼小叫道：“萊布尼茨。準備《早間新聞》；開普勒，把那8個保守派的資料準備好，以便隨時插播；柯本，看好你的衛星信號…伙計們，好戲開場了，都給我打起精神！
十分鐘后，起得比較早的一些德國觀眾，突然從剛開播還不到一個月的BNB新聞頻道的《早間新聞》里，看到了有關于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以戈爾巴喬夫生病無法履行總統職責為借口，簽署行政命令任命自己為蘇聯代理總統的新聞。
以他為首的蘇聯“國家緊急委員會”，封禁了莫斯科除了GCD控制下九間報社外的所有報社，發布一份題為“蘇聯男人的榮譽和尊嚴必須回復”的民粹宣言，保證新聯盟條約將被每個人討論，“城市街道不再有犯罪”，聲稱將專注在解決食物短缺Wèntí，同時承諾保證會支持“真正的民主進程”和改革…
德國第一家24小時播報的新聞頻道，具有無可比擬的時間優勢。
衛星直播500多輛坦克和裝甲車浩浩蕩蕩地開進莫斯科市區，蘇聯電視臺里反復播放的《天鵝湖》，插播的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資料，以及嘉賓們抽絲剝繭的評論，讓政變的真實性變得毋庸置疑。
BNB新聞網旗下的《德意志快報》、《新聞周刊》和《環球快訊》，也紛紛撤下即將開印的報紙和雜志內容，要求印刷廠換上早就排好版，但一直處于保密狀態的底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蘇軍裝甲部隊進入市區時，井然有序，像是去紅場參加閱兵，一溜排得整整齊齊，遇到紅燈和行人還停下。莫斯科市民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反應極為平淡，沒有哪怕一丁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緊張氣氛。
莫斯科尚且如此，圣彼得堡同樣如此，更不用說方圓三公里沒有鄰居的樹林別墅了。
看看左邊電視里的《天鵝湖》，再看看右邊電視里BNB國際頻道緊急插播的“特別新聞”，章程打了個哈欠，懶洋洋地說道：“終于搶了個頭籌，幾千萬美元總算沒白花。”
這可是政變！
政治敏感性較強的前東德外交信使弗朗克被搞得啼笑皆非，忍不住問：“章先生，那我們接下來怎么辦？”
章程指著心上人剛做Hǎode早餐，笑道：“吃飯，吃完飯去圣大上班。之前做什么，接下來還做什么。”
夏遙不想他出一丁點意外，憂心忡忡地問：“學生們肯定會鬧，今天出去安全嗎？”
“圣彼得堡又不是莫斯科，不會有什么危險的。”
“可這里駐扎著波羅的海艦隊。”
章程搖搖頭，不無感慨地說道：“第比利斯事件的前車之鑒擺在那里，軍方已經被他們傷透了心。吃一塹長一智，他們不會再當這個出頭鳥，更不敢把槍口對準學生，擔那個遺臭萬年的歷史責任。”
趕到圣彼得堡大學已是上午8點半，全城都沒幾個衛星接收天線，消息極為閉塞。政變的消息在德國已鬧得沸沸揚揚。這里卻像往常一樣平靜。
直到下午兩點。Rénmen才反應過來，從四面八方不約而同地往市中心趕。校園里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連任伊萬諾維奇教授、葉夫根尼教授、葛利高里教授和佩什科夫教授都去參加游行集會了，實驗室里只剩下他和他的兩位保鏢先生。
“揚，幫個忙，把那個試管遞給我。”
他像沒事人一樣繼續做他的試驗，揚約瑟夫這個“留學生”不得不打起下手，盡管不Zhīdào他又是勾兌。又是加熱的，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剛把試管遞過去，弗朗克領著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從外面走進來，像學生一樣地稱呼道：“教授，格里戈里佩雷爾曼先生來了。”
死纏爛打了一個多星期，終于主動找上門了，章程一愣，放下試管笑問道：“佩雷爾曼先生，您找我Yǒu侍？”
先是通過研究所領導把自己調到他的軟件開發公司，然后天天派人往家里送各種各樣的科謝爾食品和新鮮水果。甚至讓他那位黑頭發、黑眼睛的未婚妻跟妹妹套近乎。
對別人而言這是友Hǎode體現，但對格里戈里佩雷爾曼來說這跟騷擾沒什么區別。他不想搞軟件開發，更不希望被打擾，緊盯著章程雙眼，用生硬的英語說道：“章先生，我不需要你的幫助。”
“佩雷爾曼先生，可我需要您的幫助，”章程順手拿起一支鉛筆，在草稿紙上飛快地寫下幾大未解的數學難題，往他面前一送。
格里戈里佩雷爾曼看了一眼，搖頭道：“我想我幫不了您。”
“可除了您之外，我想不出誰還能幫到我。”
章程頓了頓，一邊招呼他坐下，一邊接著道：“佩雷爾曼先生，我Zhīdào您不喜歡被打擾，所以我想給您提供一個完全不會被打擾的研究環境，以及研究所需的設備、人員和資金，并安頓好您的家人，讓您可以毫無牽掛的做您認為應該做的事。”
搞基礎研究不是軟件開發，不會給他帶來任何經濟上的效益；而作為一個有成就的年輕科學家，他完全沒必要像那些學術不端的混蛋一樣，把別人的研究成果據為己有。
格里戈里佩雷爾曼糊涂了，忍不住問：“您為什么找我，這對您又有什么好處？”
章程回頭看了一眼滿實驗室的儀器設備，誠懇地說：“因為您具有為科學獻身、敢于發現和富于開拓的精神。因為您不迷信、無偶像，敢于沖破已有理念和理論，敢于嘗試、不怕失敗，愿意把學問做深、做透、做徹底。
佩雷爾曼先生，在我的家鄉有一個類似于諺語的成語叫惺惺相惜，大概是性格、志趣、境遇相同的人互相愛護、同情、支持的意思，我對您就是這種感覺。
至于有什么好處…這我真無法回答您。因為我之前做的、現在做的，甚至以后將要做的很多事，除了有Kěnéng獲得一些榮譽之外，對我個人和我的公司都沒有任何好處，而榮譽又恰恰是我所不需要的。”
格里戈里佩雷爾曼25歲，脾氣還沒有古怪道成名之后的程度。事實上章程不邀請，不久的將來他也會去美國大學交流。
一個同樣很年輕、很優秀的人發出如此真誠的邀請，佩雷爾曼真不Zhīdào該怎么拒絕，想了想之后低聲問：“你真能做到剛才所說的一切？”
章程重重點了下頭：“不管您接不，我都會去做。我那位助理應該跟您父親說過，只要愿意，我會在第一時間送您他們去以色列。您母親的思想工作Kěnéng不太好做，但我們可以想想辦法，先以旅游的名義去耶路撒冷、特拉維夫和海法看看，讓她感受到同胞的熱情，然后再做進一步打算。”
格里戈里佩雷爾曼太愛他的家人了，這個提議簡直讓他無法拒絕，可權衡了一番之后，還是搖頭道：“你的實驗室在香港，不在以色列。”
“只要能不受打擾的搞研究，對您來說在哪里并沒有什么區別，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只要能搞研究，不管在香港，在柏林，還是在圣彼得堡，都不存在任何Wèntí。況且現在交通那么發達，您想他們了，隨時可以坐飛機去以色列團聚，幾個小時，睡一覺就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