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4年2月1日，一場出乎意料的大雪籠罩了整個山東半島。
在這種惡劣天氣的影響下，原本繁榮無比的短途運輸業頓時偃旗息鼓，很多馬車夫都不再接這種可能會損壞他們的車輛卻所獲甚少的業務，船只也因為河面封凍而不得不停在岸上或者船塢內，傳統的交通運輸從業者在天災面前一下子就閑了下來，進入了貓冬狀態。
不過，傳統的交通運輸業沉寂了下來，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卻頂了上來。就在今天上午，一列吞吐著黑煙的蒸汽列車從北方的桃村、萊陽一線駛來，然后停靠在了即墨縣火車站內。在這里，列車卸下了大量采買自北方的皮貨、日用品、葡萄酒、牲畜及其他商品，然后裝載了整個五十噸面粉，打算輸往終點站膠州港。那是一個純消費型城市，駐扎著大量的軍隊、官員、技術人員和商人，日常生活所需幾乎全靠從周邊——主要是即墨縣和萊陽縣——進口，無論是糧食、水果、肉類、蔬菜還是其他什么的，均是如此。
若擱在以往，膠州早兩個月便開始大量囤積物資了，糧食、魚肉、布匹、日用品乃至武器彈藥等大宗物資，通過騾馬、大車或小船次第輸往膠州城。每每這個時候，膠州要塞外的商業區便會迎來一波爆發式的繁榮期，各種商人、車夫、力工絡繹不絕地趕來，在這里交易、消費，狠狠刺激了一波地方經濟，稅務官們往往收稅收到手軟，嘴笑得合不攏嘴。
而膠州城提前兩個月就開始大量囤積物資的緣故，其實也很簡單，就是為了防備惡劣天氣的到來造成交通不便——比如現在的大雪封路——使得大量物資無法及時運進膠州城，影響其居民及眾多家屬的生活。
不過現在這種困擾似乎完全解決了！在膠煙線鐵路全線完工后，拉普拉塔之星列車可以在兩天時間內將超過一百噸的各類物資從煙臺運到膠州，可謂神速！而且這種鐵路運輸，受到惡劣天氣的影響不大，刮大風行得，下大雨行得，大雪天氣同樣行得——好吧，這有點吹牛了，雪過大的話同樣不行——適應性比起其他運輸方式來說不知道強了多少！
因此，在膠煙線鐵路全線通車之后，在兩地間跑長途運輸的馬車商幫、騾馬隊什么的，基本上就慢慢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了，取而代之的是眾多活躍在火車站與其他鄉鎮之間的短途運輸事業。即這些人平日里在火車站等著，一有列車卸貨，便一擁而上，將卸下來的各種物資運到其他遠離鐵路線的村鎮，同時也將這些村鎮的商品運到火車站銷售給設在那里的商行老板們，以賺取一些利潤差。
毫無疑問，這是被現代化新技術所改變的舊的商業模式。在膠煙線鐵路修建之前，別說登萊了，在整個中國大地上，又何嘗有過這種運輸速度極快、運輸能力又強、受自然因素影響還賊低的交通運輸方式？沒有！這是專屬于現代化、工業化的力量，農業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當鐵路這種運輸神器在登萊大地上嗚嗚咆哮著運輸物資的時候，傳統運輸業從業者紛紛被打擊得潰不成軍，不得不艱難地尋找其他方式生存，避開與鐵路的競爭，因為那樣是沒有任何勝算的。所以你便看到了，他們分散到了鐵路沿線，充當起了遠處鄉村與車站間的聯系人，變相增強了膠煙線鐵路的輻射能力，這是市場的選擇，同時也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標志。
當然膠煙鐵路沿途各縣被改變了的，有何止是這些交通運輸從業人員呢？要知道，在東岸人持續多年不間斷的影響與宣傳之下，即便是登萊大地上的一些傳統社會精英分子，其被改變的程度也絲毫不少。比如，就在此刻的即墨縣城內，在這個由仆從軍將領陳全忠治理的城市內，一些殘存不多的傳統知識分子也逐漸改變了思想，開辦了不少所謂的新式學校。
即墨縣火車站后面一處較為繁華的大街上，有一座據說由本地大戶捐資建起的學校，名曰“求新書院”，有著大概六七十個學生。這所學校的創辦者原本便是即墨縣里的有名的士紳，詩書傳家，是登萊二府當年歷經浩劫后幸存下來的不多的士紳家庭。其家主今年五十有二，人稱李員外，早幾年甚至還當過陳全忠的幕僚，在縣里的名望不低。
這樣一位堪稱傳統讀書人典范的知識分子，老實說，原本對東岸的印象是不怎么好的。被看他當年為陳全忠服務，算是東岸陣營的一分子，不過隨著東岸人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橫沖直撞，打打殺殺，其民族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創傷。而當這種創傷開始慢慢發酵之后，自知無法靠自己扭轉局面的李員外，開始放下了諸多成見，從精神上開始了自省。
自省了一段時日后，這位李員外痛下決心，在即墨縣城里開辦求新書院，選縣內外十五歲以下“穎悟兒童”，學習經史學、算學、地理學等課程。他認為，東岸人在物質技術層面領先太多，需要“師夷”，不過儒家經典卻也不可舍棄，故求新書院里的學生既要學習傳統經史，又要學習各種所謂的新學，還是比較辛苦的。
李員外堅持認為，中國欲與東岸爭雄——此君是東岸陣營的一分子，但屁股卻歪到了中國這邊，不得不讓人感嘆不敬名教、不習經典的東岸人在中國大陸上受到的敵視有多大——“非徒在采買軍械槍炮而已，更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東國之學也。”這句話，與清國、順國很多開明士紳提倡的“中學為體、東學為用”的思路倒是如出一轍，說明李員外與那些人壓根就是一路人，雖然其曾經任過東岸仆從軍的官職。
如李員外這樣的人在東岸控制區內還有很多，其中尤以南方寧紹兩府為甚。因為自明末以來破壞較小的緣故，寧波府的士紳保留很多，傳統文人自也不少。其中有的在東岸人的影響之下拋棄了傳統儒學，有的則繼續堅持傳統經典，頂多稍作改良以適應社會變革罷了。當然數量最多的仍然是明面上與東岸合作，暗地里仍有著莫名其妙優越感的人，雖然近些年這幫人已經少了許多了。
當地——包括鄰近的清國控制區——一些士紳就業開辦了不少所謂的新式學堂，尋求傳統儒家經典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該如何自處乃至改進的方法。他們打著“為朝廷育異等之茂才”的旗號，整頓、改革以前的書院，開始了艱難的探索歷程。
當然東岸對于這樣的民間自費辦學行為也是非常贊賞的，并且撥下了部分補貼，以使這些人不至于虧損太甚。畢竟，不管他們辦學的初衷如何，但他們的行為客觀上刷新了社會風氣，進一步滌蕩了社會中殘留的傳統封建禮教氣息，與投資建立的諸多學校一起，構成了與龐大的實業建設相配套的教育體系。這一點，在如今遠東三藩——好吧，黑水開拓隊軍事色彩更濃，似乎可以去掉，那里的一切都是投資的——越來越蓬勃發展的工商業形勢面前，顯得尤為重要。畢竟，產業的發展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才的，雖然這些學校教育出的人才因為所學知識面較窄，質量要比開辦的學校教育出來的差很多，但至少也是掌握著一定量的新知識的人，這就足夠了。
此外，為了提高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創造更多的財富，東岸也鼓勵民間有條件的人自辦專業學校，以快速培養更多的人才。比如，即墨縣里就還有另一家學校，名為“劉老根農學堂”，由資助了校舍、教具和其他雜費，經驗豐富的老農劉老根有償授課，傳授有關田間地頭的小竅門、小知識，對于提高整體種田水平，還是有很大幫助的。
南方開拓隊轄區亦有此類特殊專門學堂，如蠶桑學堂、茶葉學堂（甚至還有奇葩的方言學堂…）等等，校舍、教具、雜費統一由承擔，教師則是行業內經驗豐富的人士，學生也多是從業者。雖然公開傳授所謂的自家“獨門絕技”與中國傳統認知不符，阻力很大，但在的強力推行及重金獎勵之下，總還是會有人來教授這種知識的。哪怕一開始來講課的人水平不是頂尖，但在豐厚的學費收入、授課獎金（補貼）及巨大的社會地位提升的刺激下，最后總會有頂尖人才按捺不住，登臺授課的，這對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促進無疑是立竿見影的。
各種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地鉆了出來，或公辦、或私立、或公私合營，都極大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為遠東三藩逐漸起步、加速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服務，正所謂那段刷在即墨縣火車站外墻上的標語所說的，“農學是萬業之基礎，工學為眾學之門，數學是制造之根源，商學關于富強之大計”，確實是一點沒錯：蓬勃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需要大量的人才，這點單靠是辦不到的。要知道，遠東三藩并不是具有完全職能的，充其量職能算是一個被閹割了的殖民，且還承擔著包括軍事防務、干涉局勢、搜羅移民等及其耗費金錢的重大任務，不吸收民間資本、人才和技術，肯定是不行的。
與東岸控制區相比，此時中國大陸上其他勢力的所作所為就要差上不少了。以順國為例，這個國家雖然這些年手工業發展較為順利，但在軍事方面的開支浩大，根本不可能拿出錢來做別的什么，更別提也沒太多這種意識了。而民間呢？目前其思想爭論還沒整明白呢，慢慢等吧。湖廣、江西、四川等地，傳統文人實在是太多了，即便把東岸丟過去，恐怕也只得個落荒而逃，無力改造。思想領域的變革和洗禮，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堅持不懈的，晚清中國遭受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在亡國滅種的巨大壓力下，還花了百年時間來做觸及靈魂領域的痛苦改造，就別說如今中國大陸了，怕是也得需要同樣甚至更長的時間，要知道明末的知識分子可也很墮落的，如李贄、顧炎武之類被士林批倒批臭就能看得出來。
與順國相比，清國的所謂新政更多的是迫于軍事壓力，因此全面偏向軍工領域，開辦的大部分學校也是與此相關的，只有地方上一些所謂的開明士紳開辦的學校有些其他內容，但總體而言不成氣候。由此可見，中國大地的士紳還沒有感受到足夠的觸及靈魂的痛，而沒有這種痛，誰吃飽了撐著去改變目前這個大家都能獲取極大利益的秩序呢？根本不可能的！
其他一些小諸侯，如廣東李氏、福建鄭氏、浙南魯王及南明王朝，整體而言還不如清、順兩國，新式學校也不多，除鄭氏在泉州開辦的一家船舶學校、在福州開辦的一家語言學校像點樣子之外，其他的都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可能有一些培養軍官、匠人等特殊人才的培訓機構，但多不成系統，且大部分是臨時性的，實際效果不是很好。
當然其實這些都可以理解，這些政權要么軍事壓力很大，要么是軍閥割據政權，想要大規模投資教育行業，確實有些要求過高了。就拿清、順兩國來講，他們目前仍在江西、湖北、四川等地進行著一定規模的戰爭呢，消耗何其之大也，每日里死傷的軍人、用掉的物資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相信在戰事徹底平息之前，大概是不大可能將大量資源投入到教育等民生領域的了，這幾乎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