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王曹昂將至洛陽，朝廷難免為此又起波瀾——關鍵在于禮儀問題，曹髦應該用什么禮節來對待曹昂呢？一方面，曹髦為君，曹昂為臣，當行君臣之禮；另方面，曹昂為父，曹髦為子，當行父子之禮。兩者本想齟齬，你若從了君臣之禮，哪有親父拜子的道理呢？若從父子之禮，君臣分際便要混亂…
這類事情，在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傳位孫輩之事確有，但一般情況下都得孩子老爹已經死啦。后世倒是也有父在以子為繼的事例，但前提是以小宗入繼大宗——如今曹髦是直接繼了祖父之位，大宗在曹操和曹髦之間那一輩兒算是斷的，曹髦上無所承，你就不好把曹昂給徹底撇開啊。
比如說后來的宋英宗趙曙，本名趙宗實，為濮王趙允讓第三子，后為仁宗趙禎收為養子，傳于帝位，他登基的時候，親爹趙宗實還沒有死。群臣奏議，英宗是以小宗入繼大宗，所以他名義上的老爹該是從叔父仁宗，而不該再為濮王。
王珪等且奏：“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后世，臣等不敢引以為圣朝法。”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理由沒有說出口，那就是濮王還活著呀，若從舊例尊為天子，那天下就有兩個皇帝啦——“天無二日，國無二君”這老話就要破產。
現在的情況比那還要糟，曹昂不但還活著。而且曹髦沒有一個名義上的皇帝父親可以尊奉。那么他應該怎樣對待曹昂呢？詔下群臣商議。是勛乃奏：“郗鴻豫國之大儒，當垂問之。”
郗慮這會兒掛著鄉侯的爵位，正在都中吃閑飯呢，年近古稀，已經遠離了朝廷中樞。因為崔琰見用，所以是勛又把這位大師兄給想起來了，打算請他燃燒最后的光熱，為自己掌控鄭門再出一把力——我讓你多風光一把。你還不投桃報李，到時候把鄭學掌門的位子傳給我嗎？
而且象這種和稀泥的事情，郗鴻豫從來最拿手啦。果然曹髦召之顧問，郗慮就說了：“陛下既承大統，與榆中君臣分際明矣。然而何謂君臣？昔文王訪太公，待如尊長；漢高得留侯，目之師友；至于周公攝政，成王安敢而臣之？君臣之義，以昭示天下，明秩序也；君臣之禮。以統合國家，明尊卑也…”
臣子不一定見了皇帝就要磕頭。某些特殊情況下，皇帝先向臣子行禮，那也并不為過。關鍵是父子之親，人之大倫，沒有讓老爹朝兒子磕頭的道理啊——“可目榆中為元老之最尊者，行主客之禮，宜矣。”
所以最終決定，詔命榆中王曹昂贊拜不名、入殿不趨，等真見面的時候，曹髦先避席長揖，口稱：“阿父。”曹昂再還禮——也止長揖而已——口稱：“陛下。”
其實郗慮這種和稀泥的意見，事先也征求過是勛的同意。他問是勛：“今天子問榆中王事，當從禮耶，從情耶？”是勛回答他說：“先有人倫，而后有禮，禮為人設，非天造也。人先孝親，然后忠君，若天子不孝，何期臣子之忠耶？”其實心里想的是：我寧可哄抬父子之孝愛，也不去繼續涂抹君臣之忠敬——雖說在封建時代，這兩者幾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郗慮得到了是勛的支持以后，就在朝廷禮制方面上竄下跳，又提了不少修改意見出來。比方說按照古禮，逢喪則廢樂三年，以表哀悼，但是郗慮說了：“禮樂為行政之基，豈可久廢？七月可也。”
其實在原本的歷史上，曹操以正月喪，曹丕七月即復禮樂，也是有時代基礎在的——逮至晉朝，世家用事，儒禮逐漸僵化，才恢復了傳說中的三年之期。
郗慮的意思：你們都說我沒本事，可我終究是鄭門大師兄，本代掌門人，要沒有兩把刷子，那師兄弟們能服嗎（崔琰之流少數派可以忽略）？如今我就偏要搞出點兒新花樣來，只要天子恩準，便傳為百世之法，后人行此禮儀，都會想到我的名字——叫你們還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著機會就勸說曹髦，說郗鴻豫搞那一套不對，“實媚俗亂禮也”，曹髦總是拍拍他的肩膀：“暫用之可也。”因為鄭門尤其是郗慮一派在儒學中占有主導地位啊，郗鴻豫一開口，是宏輔再附和，遂至士林紛紛響應，那我也不敢貿然跟他們對著干哪。咱就先這樣吧，以后再想辦法，等我地位穩固了，自可撥亂反正。
曹髦本年虛歲十五，擱后世就是所謂的“中二年齡”，這歲數的孩子正當反傳統、求創新、喜熱鬧、厭冷清之時，所以他在理智上認同崔琰所說，其實在感情方面，還是比較傾向于郗慮的建議的。若廢樂整整三年，那還不得把自己給悶死？再說了，就與曹昂相見之禮，郗鴻豫貌似深刻地體會到了自己的孝親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認同，果當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慮反復謙辭，不愿再為官做宰，曹髦幾乎想命之為宰執了。
曹操的葬儀簡樸但是風光地完成了。對于陵寢、墓道乃至棺槨的形質和大小，事關國禮，不可輕忽，但陪葬品的數量則比歷代帝王都要少，以遵從曹操儉葬的遺訓，而且所封者都是舊時的服裝、器皿，未制新物。是勛、郗慮等上奏，請以此為子孫葬禮之法，使節儉之風蔚為時流，并流傳萬世，曹髦準奏。
等到葬禮順利完成，轉過頭來，曹髦召見是勛，說：“朕欲細其勛以加賞群臣，是公以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況下都要厚賞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后世最常見的就是“加官三級”。然而魏承漢制，職祿與品祿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說，你當什么差、辦什么事兒，就領某官職的俸祿，只有崗位工資，沒有級別工資，那就不可能隨便“加官”了。所以常見的酬賞之法，就是賜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濫封，賜金固得實惠，卻不顯尊榮，曹髦覺得不大滿意，就跟是勛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并且細密化勛職之法，給大家伙兒都多加個榮譽頭銜吧。
祿因職定，這是漢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于周制。貴族層層封建，為王官者都只是臨時差遣。拿臨時工的工資——基本工資則算你封地上的產出。這對于官僚體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貴為宰相、三公，一朝去職，除了少數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錢了，官員們老無所依，自然橫起聚斂之心。所以自魏晉以后，逐漸把官員品級和實際差遣區分開來，新創并且提高等級工資的比例——這種品級即名為散官，后來又加勛官等。
是勛本人是贊成這一轉變的，那有助于官僚隊伍的穩定化，然而后世疊床架屋，等級工資加各種補貼越搞越多，既造成認知上的混亂——他前世為了搞明白歷朝官制，就費了老鼻子牛勁兒了——又不方便管理，還增加財政負擔。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過相關想法，曹操拿出的對應策略，是創建了“勛職”又名“散官”制度。
不過曹操時代的勛職制度還只是一個雛形，只設十二階，分文武，用以酬答功臣——其實就是讓功臣們掛個空頭銜靠邊兒站去，尊榮不失，但權柄交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是爵位的一種變體而已。曹髦說我打算把這種制度更加完善化、復雜化，用來廣賜臣僚，以定人心。搞這種花樣是公你最拿手了，你來謀劃一下吧。
是勛領命而行，心說這事兒簡單啊。散官肇始于魏、晉，而完善于隋、唐，到了明、清兩代乃成為官員的實際品級——我在舊有的架構上增補，基本上照抄隋唐制度不就成了嘛。
于是設文武散官各十八階。文散官首為太宰、次太傅、三太尉，等于上公；再下少師、少傅、司寇，等于公；光祿大夫、資政大夫、太中大夫，比公；正議大夫、通議大夫、朝議大夫，中二千石——這些是曹操時代就舊有的。其下增設朝議郎、承議郎、奉議郎、通直郎、朝請郎、儒林郎六級，以應二千石和比二千石。而且規定，除最初六等只授一人外，其余十二等皆可命多人也——也就是說，朝臣比二千石以上，可以人手一份兒，不用搶啦。
至于武官，在舊有的柱國、輔國、護國、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前后左右將軍、羽林將軍、冠軍將軍外，增設忠武、壯武、云麾、翊軍、宣威、定遠六級，略同文職。
是勛奏上，曹髦準奏，于是便即大賞群臣。因為原太宰荀公達已歿，乃進曹德為太宰，以是勛為太傅——只是是勛堅不肯受，最終還是推辭掉了。一則他覺得加授散官對自己的好處并不大，反易樹大招風；二則你前幾個月才剛抹了我太尉銜，如今又加太傅，以為這么一來，事兒就算徹底揭過去了嗎？哪有如此便宜；三則，他如今的爵位已經出于異姓群臣之上啦，實不便再受勛職。
是勛現在是揭陽郡公，這個爵位例封同姓——按照他為曹魏制定的爵位制度，異姓最高才是縣公。當初攻下漢中后，曹操即破格以郡公相酬，當時對群臣的解釋是：“宏輔我家姻戚，有若同姓，今又立此大功，乃不可不超拔也——諸夏侯亦可同此例。”其實曹操是想先給顆大紅棗，然后再抽嘴巴…
是勛心說爵已超拔，當時我正風光得意，忘記了辭讓，野下已有異言，如今若再加個太傅頭銜，那就真的人臣之極啦，就怕忌妒的眼光伴隨著明槍暗箭，將會層出不窮啊。反正我已經是“前太尉”了，又為中書令，是實際上的首相，爵為郡公，再加個太傅銜還能有多大意義？莫若辭去，反示人以謙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