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大英帝國面臨著國家政策的一次重大改變。英國的國力顯然已經不足以獨自維持廣大的海外帝國來面對歐洲各個帝國的挑戰，以及一個有可能出現的、以法國或德國為主的泛歐洲聯盟，所以有必要對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做出調整。在1899年羅得斯訪德之后，英國的領導人再次看到了英德合作的可能。英國同德國已經在非洲葡屬殖民地、前布爾共和國、委內瑞拉（和英屬圭亞那的領土爭端）等國際問題上達成了政治交易，在埃及、摩洛哥和中東，也存在著英德合作的廣闊前景。約瑟夫·張伯倫在1899年和1900年曾經多次呼吁建立英—德同盟，共同抵制俄國在中東和中國的勢力。1901年，在英國還出現了建立英—德—日三國同盟的嚴肅討論。
但是，這些呼吁、建議和討論，最終都無疾而終。正如任性的小威廉可以輕率地拋棄掉布爾共和國一樣，他也輕率地拋棄掉了張伯倫扔出來的橄欖枝。德國人親眼目睹了大英帝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軟弱，首相比洛夫在柏林的宮廷和國會里堅決反對同英國結成聯盟的任何倡議（此時他的英國同行索爾茲伯里也反對同德國結成聯盟的倡議），在國際問題上缺乏主見的小威廉為他的意見所左右。威廉二世和比洛夫反對英德結盟的一個理由是擔心會因英德同盟而妨礙德國發展海軍。這就顯出小威廉和比洛夫“為了手段不擇目的”的愚蠢和短視了。
另一方面，鑒于布爾戰爭所耗費的高額開支，當時英國關心的是如何減少，而不是增加代價高昂的海外沖突。布爾戰爭之后，在非洲中南部的英國勢力已經成獨大局面（要部分歸咎于德國的短視）。這樣它就面臨另外三處熱點問題：摩洛哥、埃及和阿富汗。在后兩個地方，英國要面對兩個已經結成同盟的法國和俄國。與當時“就象尚未成長為蝴蝶的蝶蛹一樣”（比洛夫語）的德國海軍相比，另外一方是其規模居世界第二、第三位的兩支大型海軍（1904年日俄戰爭之前，世界海軍實力排列依次為英、法、俄、德、美、日），和兩個面積占世界陸地23%的大帝國。法國對法紹達事件記憶猶新。經過日俄戰爭和1905年革命震蕩的俄國，也會樂于在波斯、阿富汗、XZ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取得一些外交勝利，讓不安分的臣民們滿意一些。用英國評論家的話講，1900年到1905年之間的英國面臨的是這樣的選擇：“與法國或俄國建立一些良好的外交關系，或者冒一下與這兩國中的一個或兩個進行戰爭的風險——一場英國不僅要在英倫海峽作戰，而且要遠在地中海、博斯普魯斯海峽、埃及和阿富汗戰場進行的戰爭。”簡而言之，1900年之后英國對外政策的目的，是調和那些對英國的地位造成最大威脅的國家，即便代價是失去與比較不重要的國家的良好關系也在所不辭。假如英國遵循張伯倫的與德國結盟的戰略，那么與法國和俄國的關系惡化勢必不可避免。這樣一來，參考布爾戰爭的巨額花費和艱巨過程，使得英國在面臨多場規模類似、或者可能更加艱難的海外戰爭面前，不得不作出了最終的選擇。1905年，英國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宣布支持法國。1907年，英、法、俄三國協約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將英、德在一戰中加入兩個對立集團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海軍競爭、或者再加上國際市場上的商品競爭，是不全面的說法。1900年前后，英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姑息強國，避免與強國發生戰爭。當時英國極力避免的是與法國和俄國的戰爭，而不是與德國的戰爭，其原因不是德國太強，而是德國同法俄同盟相比顯得較弱。與頭腦發熱、妄想連天的小威廉不同，德國的海軍元老們在建設遠洋海軍的時候，非常清楚自己的脆弱性。很多英國人將德國在戰爭爆發后的目標（吞并俄國、法國、比利時領土、吞并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在英國和俄國煽動革命——這個目標后來假列寧之手在俄國達到了——使其四分五裂、建立全歐洲的和全世界的霸權），即所謂“九月計劃”，理解為德國在戰前就已經確立的目標。其實在1900年到日俄戰爭爆發，德國面臨的局面是，由于融資困難，德國海軍的擴張計劃已經遇到了障礙，因此德國未來的戰略目標轉向了以下幾點：在陸地上的戰爭中徹底擊敗法國，以實現老俾斯麥的未盡愿望：“把法國的血吮吸盡凈”；在中歐建立由德國領導的關稅同盟；在原法屬中非建立殖民帝國；增加德國對土耳其和荷蘭的經濟影響。以上目標均未針對英國。提爾皮茨的手下一直小心翼翼地不造成把德意志帝國規模有限的艦隊同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聯系在一起的印象。但是，德皇本人的狂妄自大、胡話連篇，以及一些德國政治家不負責任的煽動，給英國的外交官、記者、情報人員造成了這樣的印象：1，德國皇帝擁有狂妄的野心；2，這個野心不僅針對法國或俄國，對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也構成了威脅；3，由于德國的政治體制，德皇可以隨意實現自己不負責任的野心和冒險，而不必擔心內閣或者國會的反對；4，德國的海軍是實現這個野心的工具；5，所以，德國是英國最大的敵人。這些印象傳到了英國的政治領袖耳中。1905年，英國在法德摩洛哥危機中宣布支持法國，并開始同俄國接近。同一年，英國第一海務大臣費舍爾的海軍改革完成，標志著英、德海軍競賽的不可避免。英國海軍情報處處長自信地宣布英國對德國的海上優勢是“壓倒性”的。這種咄咄逼人的姿態，以及英、德關系的疏遠，加深了柏林對皇家海軍發動一場突如其來的海上總體戰的擔憂。于是，也是在1905年，德國開始了和英國的全面造艦競賽。兩個歐洲巨人之間的悲劇性沖突便不可避免了。
對戰爭理論的影響 除了對參戰國的直接影響外，布爾戰爭對現代軍事理論和裝備技術的發展也影響深遠。在這場戰爭中，許多重要的近現代作戰理論初露端倪，或者首次發揮出其重要作用。在布爾戰爭中，德國總參謀部向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派出了軍事顧問，瑞士、荷蘭、法國等國也派出軍事觀察員前往南非。面對英軍借助鐵路進行的大規模快速兵團調動，以及占壓倒優勢的大兵團正面作戰，德國總參謀部加深了對“總體戰”學說的信賴。而瑞士（以及后來的以色列）則根據布爾人“全民皆兵”的軍事思想，建立了自己獨具一格的國防體系。
在作戰理論方面，布爾戰爭再次提出了關于“全民戰爭”的理論。每個符合服役條件的平民都是待征召的戰士，平時在農場和城鎮中從事自己的營生，并在一年中的某段時間里接受短期的軍事訓練，戰爭爆發后則迅速按地區集結報到，組成民團參戰。對于人口和資源相對貧乏的小國來說，由于平時軍隊不事生產，軍費糜耗甚高，不可能經常保持一支擁有一定規模的常備軍，所以采取全民動員、平戰結合、兵民結合的政策，可以解決一定的困難。
但是，由于小國的國力和人口資源畢竟有限，在強大的一方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情況下，尤其是在20世紀以來，在戰爭手段和武器水平越來越先進的時候，戰爭愈發成為國與國之間進行國力比拼的手段，以步槍武裝起來的平民不可能戰勝巨炮、坦克、飛機、戰艦。全民戰爭的優勢在于，如果敵國侵略的目標是以獲得暫時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利益為主，那么它可以對敵人產生一定的威懾力，權衡利弊損失（例如二戰期間德國對入侵瑞士的考慮）。但是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為了領土兼并、種族仇恨或者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的原因，那么全民戰爭對戰爭的最終結果不可能產生逆轉性的影響。在當代的高科技戰爭技術和精密打擊手段下，“全民戰爭”的理論尤其過時。另外一方面，對于那些國力比較強大、人口資源豐富的國家來說，平時可以維持一支常備軍隊，不需要采用全民動員的方式，全民戰爭的理念在這些國家往往會發展為在淪陷區進行游擊戰的形式。游擊戰可以牽制、消耗敵軍的兵力，但是它對本國產生的破壞性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全民皆兵”的提法把戰爭的目標引向了沒有防御能力的平民。為了消除游擊隊活動的基礎，敵方往往不擇手段地采取諸如焦土政策、連坐法等野蠻措施，置平民于死地。無論在德蘭士瓦，還是在后來同日本、德國作戰的中國、南斯拉夫，龐大而有效的戰爭機器對平民的殘酷殺戮都證明了這一點。二戰初期，丘吉爾在發表了那個“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和叢林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任何地點作戰”的著名演說之后，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德國入侵英國成功，在英國本土進行的游擊抗戰中，“雙方的殘殺行為都將有可能是嚴酷的、大量的…”，而英國游擊戰的前途，則很可能是象當年在不列顛鐵蹄蹂躪下的布爾人一樣，“我們這個島嶼或島嶼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饑荒中…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刻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舊世界援助和解放出來為止”。所以游擊戰往往是在各個國家集團的戰爭中，作為在淪陷區的一種輔助和牽制手段、以及在盟國間爭取戰后政治地位的一種政治籌碼來使用。在一國孤軍作戰、沒有與別國結成軍事同盟的時候，單純憑借全民戰爭和游擊戰，并不能對戰爭的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德蘭士瓦和奧蘭治的悲劇便證明了這一點。
發生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布爾戰爭，連同發生在布爾戰爭一年之前的美西戰爭和兩年之后的日俄戰爭一道，宣告了舊日戰爭形式的結束，以及一個新時期的到來。從遙遠的南非大草原上傳來的星點火光，依稀照亮了未來的戰場。遙遠的歐洲地平線上正在陰霾四合。布爾戰爭已經悄悄地揭開了世界大戰血腥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