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我意料之外，兩天后胡作邱的問題就解決了。
在接到我的命令后，趙新明馬上就調了鄰近縣城的幾個連隊的武警把村子給包圍了…這個包圍并不困難，只需要武警部隊分散開來在村子外圍將公路、山路等布上鐵絲網和哨卡也就可以了。
村民是人多，一共有上萬人，但他們卻不敢對手里握著沖鋒槍的武警戰士動真格的，這其中村民的確有幾次像征性的朝武警駐守的哨卡發起過幾次沖鋒，但武警戰士們只是投過去一批催淚彈就輕松的將村民們擋了回去。
應該說村民與武警之間并沒有很大的矛盾，甚至就連那些村民也知道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這也就是說村民根本就沒有暴動的理由，他們中大多數無非就是做做樣子給胡作邱看的而已。
所以這樣的沖突并不激烈，甚至村民的幾次沖鋒都沒有靠近武警布下的鐵絲網，更別說什么直接沖突了，就算這其中有幾個胡作邱的親信在煽風點火也無濟于事。
事實上我還真擔心村民們會頭腦發熱的沖上來，要是那樣武警還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不過好在那些村民也不是那么笨，再加上那些荷槍實彈的武警的確挺嚇人的…武警這時還是首次存在，以前要么就是大批腰間別著把破手槍的公安，要么就是出動軍隊。
這武警對村民來說還是頭一次見到，而且還有什么催淚彈、閃光彈之類的，種種新鮮玩意都讓村民們心里發虛。于是自然而然的不再堅持了。
就在這時我們又對村民公布：武警對村子的封鎖是只準出不準入的原則。也就是要出去隨時都可以。
這一來村民們馬上就出現了騷動…誰都知道這里現在是是非之地。哪個還愿意繼續呆在這里啊！現在一聽這“準出不準入”的原則，哪里還會有膽子堅持。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過程。
初時村民對我們的這個原則還將信將疑，他們擔心這會不會是公安布下的陷阱，只等著他們前去自投羅網的。
但有幾個膽大的趁著夜色偷偷來到武警駐守的哨卡…之所以要趁著夜色偷偷的來，是因為這時胡作邱已經在村里集結了親信對村民進行控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威嚇及手段打擊報復那些企圖出村的村民。
對于這幾個偷跑過來的村民我們當然沒有阻攔，甚至在這時候我們還從之前武警用歹徒的父母來勸說經驗中學會了利用這些村民…這里用“利用”這個詞似乎不大妥當。咱們也是真心為村民好。
于是公安和武警等都很客氣的對待這些“來投”的村民，甚至還跟他們稱兄道弟的請他們喝酒抽煙，這一邊吃著喝著就一邊給他們講道理，這些村民本來心里就知道這事是自個沒道理，現在又被公安、武警們這番“糖衣炮彈”的攻勢，哪里還會吃得消，沒幾下就敗下陣來。
接著村子的夜空中很快就響起了這幾個村民的喊聲：“鄉親們，公安局說的是真的，咱們要是出村的話沒人會攔著，公安局的同志還給咱們好吃好喝的呢！出村吧。不要再被胡作邱利用了，公安局要查的只有胡作邱一個…”
還別說。這么一喊那效果還真是不一般，村民很快就三三兩兩的收拾東西出村了。
這胡作邱的確是想擋住這勢頭，可這時那村民就像是決堤的洪水一般怎么擋都擋不住，叫了這邊那邊又走了一堆人，擋住了那邊這邊又偷偷走了幾個。還不到兩天的時間原本上萬人的村子大慨就只剩下幾個親信還有一些不方便出門留在家里看家的老人了。
剩下的事也就簡單了，公安直接進去提人就是。
其它的事就不用我們過問了，做為武警的我們到這里已經可以算是完成任務了。
就在這時教導員拿著一封電報慌慌張張的跑到我面前來說道：“營長，不好了，先進公司被查封，楊先進以及公司的幾個負責人都被抓了！”
“什么？”聞言我不由一驚，問道：“楊先進被抓了？什么罪名抓的？！”
這時我就不由奇怪了，我已經再三交待楊先進要小心、要低調、要按國家的政策辦事，怎么現在還會出事。
“投機倒把罪！”教導員回答。
“投機倒把罪？”聞言我不由一愣，投機倒把這個詞我雖然聽說過，可是卻不知道這罪名是個什么玩意。
“差不多就是…非法倒買倒賣！”教導員解釋道，不過看他臉上的表情好像就連他也不是很清楚這個罪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實這并不奇怪，一來是因為我們部隊與和平社會脫離太久信息不靈通，尤其是我們合成營的，那可以說是基本都在部隊里忙著訓練要么就是忙著打仗，幾年都沒回家過的也是常事，那對和平社會的一些事當然就是一知半解了。
二來則是因為“投機倒把罪”這個罪名國家也沒明確的規定是怎么回事，所以就算是在和平社會的人對這個罪該怎么界定都知道的不多。
后來我才知道這罪名原來是這么回事…
我國的經濟體制原本是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按計劃按配給分配的，但是改革開放后這種體制就有了些變化。
有什么變化就不用說了，就是出現了市場經濟。
如果全國上下一口氣就都搞市場經濟的話也不會有什么問題，但問題就在于只是部份地方實行市場經濟…這種政策從大的方向來講是對的，中國這個國家太大了，有什么新的政策是不可能頭腦一熱就全國上下實行的，否則的話，一有什么問題那就沒法回頭了。這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經濟特區”，也就是先開放一部份城市做為試點。
其實在這時非經濟特區也已經實行了一部份的市場經濟，比如一個企業，生產的產品完成了計劃的任務之后，超出計劃的部份就可以按市場價出售。
這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我國在這時同時有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種體制，也就是雙軌制并行。
計劃經濟是連價格都規定死的，而市場經濟的價格則是由市場的供需關系決定價格，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物以稀為貴”。
這直接導致了完全一樣的產品卻有兩種價格，市場價是國家統配價的兩倍甚至更多。
于是一些當官的、有手段、有關系的，就千方百計的用“走后門”、“批條子”等手段以國家統配價拿到大量的產品，再經過層層倒賣最后以高價在市場上出售，甚至還有些商人利用雄厚的資金拿到產品后囤積起來不賣，直到市場因為緊缺這種產品而價格飛漲之后才出手。
這帶來的后果當然是十分惡劣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物價不正常的上漲，更嚴重的是間接影響，百姓因為物價飛漲也參與到囤積商品的行列中去…這一點倒是可以理解的，這米啊、鹽之類的生活必須品都是一天一個價，那百姓當然是希望買上越多至少保證這段時間不會受到價格影響再說。
于是這就進一步擾亂了市場秩序，甚至在百姓中都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認為還是以前的計劃經濟好。
政府對這一現像也是措手不及…幾十年來實行的都是計劃經濟嘛，哪里會想到一開放就有這么多、這么大的問題，于是慌慌張張的在79年7月就籠統的規定了“投機倒把罪”。
但法律這東西，如果只是籠統的規定而沒有詳細的界定犯罪范圍的話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這就像“流氓罪”一樣，不管什么都能用這個罪名去套，“投機倒把罪”也是這樣。（注：投機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職守罪被稱為這時代的三大口袋罪，意思是啥玩意都能往里頭裝。歷史上至87年9月才有一個界定較為清晰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直至97年才取消了投機倒把罪）
而現在的楊先進就是被扣上了“投機倒把”這個罪名，這說起來還真像，咱們先進批發公司干的的確就是從別地買進然后再賣給個體戶的事，可咱們這又沒行賄又沒批條拿計劃內的產品，基本上就是為個體戶跑腿然后咱們就賺點路費什么的，又犯了哪門子的投機倒把罪啊！
“營長！”這時趙敬平在隔著幾米舉著話筒朝我喊道：“電話，鄭嘉義打來的！”
我幾步就走到電話前拿起了話筒，接著就聽到話筒里傳來鄭嘉義的哭聲：“營長，先進公司完了，咱們省城、縣城公司全被封了，人也被抓了好幾個，楊總也被抓了！”
“省城、縣城的公司全被封了？什么時候的事？”我問。
“就在今天上午！”鄭嘉義回答：“我好不容易抽個空才打這個電話，我不能多說…”
“兩個地方的店都是上午被封的？”
“對！”鄭嘉義有些緊張的回答：“營長，我不能說太久，有人跟蹤我，可能是公安局的，救救我們！”
說著就匆匆把電話掛上了。
掛上電話后我就覺得這事情不會這么簡單，要知道這時代的信息很封閉，就連公安局也是如此…對于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之前咱們想用公安局找母子倆都找了半天。
那怎么會出現這種省城和縣城的公司同時被封的現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