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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的心又被秦衛的一句話給揪了起來。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這個人說話了。
“烏克蘭大饑荒”！那在蘇聯可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尤其是在他們這些高級官員中間，更是禁忌中的禁忌。為了防止大饑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蘇聯政府更是進行了嚴密的信息封鎖，可眼前這個家伙又是怎么知道的？
誰都知道，烏克蘭大饑荒其實是斯大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一場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在蘇聯的高層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種猜測，即：這次饑荒有可能是人為故意制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
崔可夫知道，烏克蘭大饑荒的主要責任者之一、當時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維肯季耶維奇.科西奧爾在1930年夏季當地一次共產黨干部會議上下達過一個指示，說烏克蘭農民不愿意同蘇聯政權合作，試圖扼殺蘇聯政權，但蘇共政權的敵人打錯了算盤，共產黨干部的任務就是要到烏克蘭農村中收繳藏匿的糧食，讓農民們也嘗嘗饑餓的滋味。…這比當初蘇聯剛建立時所采用的“余糧收集制”還要可怕。要知道，“余糧收集制”的出臺是因為當時剛剛誕生的蘇聯面對大量的內敵和外敵，前線缺糧。為了打敗敵人，列寧等人才使用了這么一手。而依靠余糧收集制，蘇維埃政權有了足夠的糧食，很快鎮壓了敵人。可同樣的，由于實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區采取了簡單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許多地區的農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21年，列寧等人又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余糧收集制最終被糧食稅所取代。
可是烏克蘭大饑荒發生的時候，烏克蘭共產黨卻又重新拿起了“余糧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烏克蘭農村中甚至出現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尸體重新挖出來再食用的事件。當然，這些事情是不被蘇聯政府承認的。他們對外的口徑就跟曾經因為報道蘇聯五年計劃的輝煌成果而獲得“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特.杜蘭蒂所報道的一樣：烏蘭克根本未發生饑荒，也不可能發生。
因為烏克蘭是歐洲最著名的糧倉。
可這事兒瞞不過崔可夫這一級別的人。
因為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結果，這些人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了蘇聯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于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而免于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不愿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獲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獲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征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而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獲的糧食后，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又頒布了另外一項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包括農具、牲畜、種子等物，全部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制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并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余糧、口糧和種子糧。
此外，從1933年起，蘇聯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糧食統計手段，不用實際收到谷倉里的數字，而用“生物學產量”，極端夸大農田的產量，這樣做的目的，是以這種“生物學產量”來作為定量，強迫集體農莊多交糧食。可這除了讓30、40年代的蘇聯農業產量在數據上超出了任何外國專家的想象之外，對實際的農業生產沒有任何好處。
而因為對烏克蘭的幾項懲罰性措施的實施，幾個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范圍內開始出現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雖然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可從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卻同樣也沒有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干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可蘇聯政府卻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可這些事情都應該是被嚴密封鎖的。即便是在蘇聯內部，像我這樣的人，也不太清楚具體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國人是怎么知道的？”想著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聽途說，又或是通過其他途徑，也或者是通過自己總結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衛的眼神開始帶上了殺機——這個中國人太危險，應該消滅！
可秦衛卻對此仿佛沒有感覺，他不知道從哪里拿出了一份報紙鋪開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開始念念有詞：
“‘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黨立即實行經濟上的‘軍事共產主義’，對糧食則實行壟斷制、征收制。其實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實際上與‘軍事’并無必然聯系。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稱：‘糧食壟斷、面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所以，‘軍事共產主義’，在列寧看來，是一種基本國策，并不僅僅是戰時的權宜之計…”
“…為了對糧食實行完全徹底的壟斷，國家派出大批征糧隊到農村，農民賴以為生的口糧都往往被奪走。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矛盾，蘇聯各地農村都爆發了農民起義。喀瑯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動。這使列寧感到蘇維埃政權面臨‘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為穩定局勢，為度過危機，于是有所謂‘新經濟政策’出臺。‘新經濟政策’決定以糧食稅取代糧食征收制，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在工業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綁…‘新經濟政策’使危機暫時緩和。然而，‘新經濟政策’才是在嚴重危機逼迫下的不得已之舉。列寧不喜歡它，其繼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當危機似乎度過，當局勢已經穩定，當對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當專政的鎖鏈已鍛造得更堅固，當人們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沖動，‘新經濟政策’就該廢除了。而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始，斯大林們就想著早日廢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終于公開宣布：‘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于是，重新實行的，還不是此前作為‘列寧模式’的‘軍事共產主義’，而是比‘列寧模式’更嚴酷、更無視人民生存權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烏克蘭地區的農民，幾乎都成了富農，成了‘階級敵人’。繼而宣布沒收該地區的所有糧食和生產資料。每一粒糧食，包括種子，都收歸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奪走。無數支搜糧隊在烏克蘭地區橫沖直撞。他們闖進每一戶人家，墻角、床底、屋頂，所有可能藏匿幾粒糧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搶走。于是，饑餓很快來臨。餓得要死的烏克蘭人試圖逃往外地，但決無可能。烏克蘭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鎖。一些餓得發瘋的孩子不顧一切地想沖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將他們打死…”
“…搜糧隊走了。搜尸隊來。或許，是搜糧隊直接變成了搜尸隊。他們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為每處置一具尸體，可得到200克面包。而這在當時的蘇聯是很大的誘惑。于是他們便十分積極地‘搜尋’尸體。他們把那些皮包骨的尸體，像垃圾般地扔進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當他們搜尸時，那些還有一口氣的人，那些餓得鼓脹的肚皮還在起伏著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樣扔進了坑中。畢竟，搜尸隊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時候。那還活著并且還有最后一絲氣力的人哀求搜尸隊：‘我還沒有死！我想活！’搜尸隊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們明天再來！’…我曾見過一位幸存者，她哽咽著描述她目睹過的情景：當搜尸隊離開萬人坑時，那上面覆蓋的泥土還在蠕動…”
“烏克蘭，歐洲最著名的糧倉，卻被斯大林極其所率領的蘇維埃政府有意識的餓死了700多萬人，而在這期間，全蘇聯，因為饑餓、疾病、逃荒等多種原因死去的人，總數幾乎達到了3000萬…”
“夠了——”
崔可夫大吼著打斷了秦衛的朗讀…可到秦衛那無辜的表情之后，他又嘆了口氣，他知道自己輸了，秦衛已經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