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發言之后，接下來發言的人，蘇天成都沒有想到，竟然是張溥。
接受了任務之后，張溥和吳偉業兩人繼續參與到官府設置以及官吏俸祿等相關的事宜討論之中，在討論的過程之中，他們感覺到壓力越來越大，也生怕因為自身難以把握，或者是能力方面的問題，導致蘇天成的設想不能夠實現，所以在認真思考之后，張溥也要提出來自身的質疑了，其實他所說到的質疑，楊嗣昌在前面已經說到了。
“德王殿下，臣也有一些質疑，諸位大人商議的官吏增加俸祿，這就導致了朝廷的開銷大幅度的增加，至于說具體到每個官吏，每月的俸祿是多少，殿下最終確定下來，不過有一點諸位大人是統一了認識的，人戶在十萬以上的上縣，官府官吏不超過四十人，人戶在五萬以上的中縣，官府官吏不超過三十人，人戶在五萬以下的下縣，官府官吏不超過二十人，此舉目的就是在于節約開銷，至于說州衙，與縣的設置一樣，府衙官吏一律不準超過百人，如此官吏的人數就非常少了，若是再次基礎之上，單獨設立都察院和刑部以及大理寺的分支機構，恐怕會增加不少的開銷。”
“都察院的職責不同了，單獨設立分支機構，臣以為沒有多大的問題，都察院的職責是監督和查處貪贓枉法的官吏，人數不在于多，加之府州縣的官吏不算是很多，故而設立沒有什么問題，但刑部和都察院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單獨于府州縣衙門之外設立，人數太少了，恐怕不能夠調查決斷訟獄之事。人數太多了，朝廷吃不消的。”
“府州縣衙門斷決訟獄之事，乃是其主要職能，每一任的主官都要耗費大量的精力，除開負責賦稅之事，幾乎都是考慮到訟獄之事了。臣曾經擔任知府，甚至訟獄之事的難度，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需要耗費諸多的人力物力。”
“結合此等的意見，臣以為單獨設立刑部和大理寺的分支機構，有些難度，臣的建議是，訟獄之事，依舊為府州縣衙門的主要職責之一。刑部和大理寺可以時刻的監督，督促府州縣衙門謹慎斷案，不可草率，若是有辦理不好龗的訟獄，刑部和大理寺可以直接建議處置府州縣的主官…”
張溥說到的意見，其實就是返回到以前的設置，從秦朝到大明，訟獄的制度一直在不斷的完善。應該說是依照實際確定下來目前的體制的。
不過蘇天成下定了決心，他很清楚。隨著經濟的發展，法律的作用將越來越大，等到大家明白其重要性的時候，恐怕就有些晚了，府州縣衙門的官吏人數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這也是為了高薪養廉的需要。人數太多了，朝廷無法養活，但有些銀子是必須要花費的，就算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必須要堅持。維護法律的尊嚴，就是其中之一。
范景文等人也相繼發表了意見，范景文的意見有著不錯的操作性，在說到都察院的分支機構的時候，他建議每個縣里有兩人到三人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單獨的辦事機構，就在縣衙里面有兩間左右的房屋就足夠了，州衙的設置一樣，至于說省府兩級，省里可以設立專門的機構，單獨辦公，目前的模式也是這樣，府里也可以單獨設立，人數控制在十人之內，而且范景文還提出來了一個蘇天成都暫時沒有想到的建議，那就是都察院分支機構的官吏，每年都要實行定期輪換，在一個地方不超過一年時間，這也是杜絕官吏與當地過于熟悉之后，不能夠秉公查處了。
徐爾一補充了一些意見，和范景文說到的差不多。
不過兩人都沒有說到刑部和大理寺分支機構的事宜，看來他們重點思考都察院的權責利事宜，難以考慮到其他的事情了。
楊嗣昌在最龗后還進行了補充的發言，就是有關修改大明律的事宜，他認為就算是要修改大明律，也需要召集諸多熟悉大明律的官吏，共同來商討，這可不是小事情，而且必須由蘇天成親自負責，才有可能做好龗的。
接下來討論的是賦稅的事宜，增加官吏的俸祿，必須要有來源，否則一切都是白說，不能夠兌現的承諾，是誰都不敢輕易許諾的，大明自建國以來，實施的都是還富于民的政策，應該說這個政策的確立是有道理的，是很合適的，這也是因為朱元璋出身農民，深切的知龗道農民的苦楚，本著關心農民的角度，確立了基本的國策。
可惜這些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之中，完全走樣了，成為了朝廷官吏維護自身利益的借口，在朝廷真正遭遇到困難的時候，官吏依舊提出來藏富于民的要求，其實老百姓依舊很貧窮了，需要得到救濟，真正有錢的人，是那些士紳富戶或者是官商勾結的商賈，他們占去了極大的便宜，還在一口叫著困難，不愿意拿出來一個銅板。
太低的賦稅，對于國家是一種巨大的傷害，這里面的道理，蘇天成很是清楚。
賦稅是國家強制征收的，是調節貧富的一種手段，也是維持國家建設必須要有的手段，賦稅必須向商貿傾斜，依靠著從農民的身上收取賦稅來養活官吏，那是不現實的事情，這個國家也是無法發展起來的，說到底，賦稅必須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來制定。
大明所確立的輕徭薄賦的做法，這是一種美好龗的理想，其實皇帝本意并非是真正的想著能夠減輕百姓的負擔，只不過千百年來的禮制教育，讓皇帝要為自己謀取到最大的功名，標榜皇帝是百姓的家長，一直都是關心百姓的。要說皇帝真正懂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道理的，恐怕還沒有。
輕搖賦稅不是做不到，但那時非常發達的社會才能夠確立的，要么國家異常的富強和強盛，要么就是依靠掠奪他國財富的做法，來維持自身的開銷。
可惜大明王朝沒有這樣的基礎。
盡管說大明王朝的賦稅制度，后世有著太多的研究，但親身經歷之后，蘇天成感覺到這樣的賦稅制度過于的可笑，簡直是本末倒置了，絕大部分的負擔都壓在了農民的頭上，商賈和士大夫幾乎沒有承擔什么賦稅，而且還要幫忙來盤剝百姓，這樣的制度，不可能長久維持。
所以在賦稅的問題上面，蘇天成的決心是非常堅定的，他也深知，這個問題恐怕是最大的問題，是眾人最難以接受的。
果然在討論的過程之中，所有人都贊成輕徭薄賦，而且將這種輕徭薄稅的理由，上升到了蘇天成的英明上面，表現出來蘇天成對百姓的關懷，表現出來蘇天成的仁德。
但矛盾接著出現了，官吏那么高的俸祿，從什么地方來，要是沒有賦稅的支撐，一切都是白說，至于說掠奪他國的財富，實施對外擴張，目前的情況之下，還沒有多大的可能性，所以說不解決賦稅的問題，前面所有討論的事宜，都是沒有落腳點的。
朱審烜和楊嗣昌等人，顯然也想到了這些問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爭論是最為激烈的，朱審烜從實際情況出發，也因為與蘇天成的交流比較多，他是完全贊同增加賦稅的，而且賦稅的重點，傾向于商賈的交易之中，登州、萊州和青州等地的實際經驗，早就幫助朱審烜轉變了認識，可惜楊嗣昌等人，還沒有能夠徹底理解這一點。
在爭論的過程之中，朱審烜屬于典型的少數派，支持他的也就是張溥等人。
討論足足持續了一整天的時間，期間除開吃飯的時間，其余的時間都在進行討論，而關于賦稅的事宜，也是討論最多的話題、爭議最大的話題，盡管楊嗣昌等人清楚，增加賦稅肯定是蘇天成的意思，但他們既然成為了蘇天成的屬下，就要本著負責任的態度，將一切的道理都說清楚。
從這個方面來說，產生了這么多的爭論，這是好事情，若是眾人都不說話了，完全按照蘇天成的要求來做了，絕非是什么好現象，因為眾人不能夠理解，不能夠明白其中的奧妙，被動的去執行，效果一定是不理想的。
蘇天成一直都聽得非常的仔細，整整一天的時間，他沒有插話，也沒有發表自身的意見，但他在醞釀著如何的說，如何的讓眾人明白自己決定的那些事情，實際上自己提出來的觀點，都是社會進步的過程之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是絕對能夠帶領大明王朝走向繁榮富裕和強盛的，可惜現場的眾人是不可能明白其中道理的。
出現這樣的爭論，蘇天成還是高興的，執政的規則，本來就是在爭吵和妥協之中產生出來的，眾人完全發表了意見，自己再來根據這些意見，提出針對性的措施，說服了眾人，就能夠讓大家真心實意的去執行了。
當然，完全要求眾人心悅誠服，那也是不可能的，幾千年延續下來的東西，想要在短時間之內拋棄，怎么可能，但決定下來的事情，就必須去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之中去不斷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