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為了一個黃柑花費了一萬錢，這說起來好像是匪夷所思的奇事，而在宋代城市里則確確實實，乃是“關撲”之反映。夷堅志·李將仕說：
一個即將赴臨安當官的李生，住在與一小宅相對的旅館。他發現那宅內有一婦人，常立簾下閱市，有時好歌唱。李生聽其音，大為贊賞，但只見其雙足，未見婦人真面目。一天，有一持永嘉黃柑叫賣的人從旅館前經過，李生坐在旅館前眺望那宅內婦人動靜，不見婦人，閑極無事，便要“關撲”黃柑。結果一撲起來，心不在焉，錢如流水輸去，也不曾贏得一個黃柑到口。此事重心雖然在李生如何上了那婦人的圈套，但它是以“關撲”為由頭的，這表明“關撲”在宋代已是極其平常的社會現象了。怪不得后來的書會先生以此為雛型，專門作了一篇趙縣君喬送黃柑子的小說，小說相當生動地寫了一位宣教郎，因想勾引他人家眷——
一日，正在門首坐地，呆呆的看著簾內。忽見個經紀，挑著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官人作成則個。”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蹭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之。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著簾內那人在里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拋下去，撲上兩三個時辰，再撲不得一個渾成來。
至此，小說家非常準確地把握了關撲的人的心理活動，寫道：“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甘伏。”通過以上這些維妙維肖的文字，我們大致了解了何謂“關撲”和如何進行“關撲”。
從字義上看，“關”自春秋以來有“關節”、“關閉”、“關口”等意解，也有“交”、“涉及”、“參與”之意。如漢代揚太玄經有：“升降相關，大貞乃通。”注：“關，交也。”后漢書：“通道玉關，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又如世說新語：“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共余賢，略無所關。”就“撲”字原義說，前人或釋為“爭到曰撲”，或解作“手相博曰撲也”。兩種解釋都具有競爭、搏斗以角勝負的意思。如果說人們所熟悉的力士相撲，是角力競技于競技場，那么據此推知，所謂“關撲”，可作參加競爭解，如專門研究宋代買撲制度的裴汝誠、許沛藻兩位專家所言：所謂買撲者，或以買主們互出高價競爭于賣主之前，角逐之狀，酷似力士相撲，更直白一點說要像力士角逐那樣賭物贏錢。
在宋代城市真就是這個樣子，像前面引述的小說，是作者忠實承襲了發生在宋代城市里的故事而創作的。一萬錢還贏不得一個黃柑到口，還丟了官人的面子，那位宣教郎禁不住連聲叫道：“可恨!可恨!”這種從富有跌到窘迫的境遇，是頗具刺激性的。
有多少市民，只要有一文錢或幾文錢，就去關撲，將錢扔在地上撲，看著錢輾轉翻騰，既可以一玩，又可以通過一撲或幾撲，將成倍的大宗錢財賺來。所以我們翻開東京夢華錄，就可看到這樣的畫面——
無論春夏還是秋冬，市民常常將關撲贏來的衣服、茶酒、器皿等等，挑掛在一根根長長的竹竿上，迎著人群，伴著歌叫，在鬧市中穿行，好不愜意，好一派炫耀…膨脹的商品經濟生活也的確給市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這樣的契機。
在東京，在臨安，一般商販的貨物，或玩具，或糖果，或衣或鏡，或珍珠寶玉，既可出售，也可能關撲。顧主與商人以買賣之物商定，按質論價關撲。如一尾重七八斤的魚，撲時需要五文錢。贏即得物，輸則失錢，簡便易行，只要有錢有物就行。
關撲時，撲的雙方就拿錢在地上或瓦盆中撲，不費任何力氣，有道是：“你博一千，博我這胳膊也無些兒困。”但是關撲并非漫無規矩，用宋人的話來說：擲錢為博者戲，看錢的正面多少，正面“曰字，曰幕前”。
凡錢是背面，則稱為“純”。幾個錢全部擲成背面，則稱為“渾純”，“渾純”是贏的標志。如宋代有的市民“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及榜，乃為小薦第一”。
在關撲進行時還有些約定俗成的具體說法，像元雜劇同樂院燕青博魚說關撲時，“如不要你蹲著腰虛土里蹤，疊著指漫磚上墩；則要你平著身往下撇，不要你探著手可便往前分”。
一撲起來就意味著撲錢，關撲的人無不小心翼翼，有的竟緊張得“呀，呀，呀，我則見五個鏝兒乞丟磕塔穩，更和一個字兒急留骨碌滾，嚇得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紋”。因為稍有不慎，頃刻之間，失去本錢乃至萬錢并非不可能。
但就是這樣的關撲，使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市井小民看見了一線光亮。如鹽官縣黃天蕩的余三乙，已到行乞于市的地步，幸虧妻子存了數匹布，他便以此為資，跑到臨安，“撲賣頭須篦掠”為生去了。
可是這種偶然性很大的賭博，并非能解人于倒懸。在東京，有的市民已兩天沒有飯吃，就找熟人賒了一條魚，晨起去大街上關撲，希望能贏點錢，作全家之食。誰知與一待發榜的舉子擲骰賭錢，卻叫舉子一擲勝了，賒來的魚，撲沒了，就等于這一家市民食物和財物全沒有了。
這真是資本微薄，且希望無定，然而，有市民確實從一撲中得到車馬、地宅、歌童、舞女以及器皿、食品…這就撩起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市民無論如何也要去關撲的念頭。宋話本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就描寫這種關撲狀態中的市民形象——
有撲魚的市民，撲輸了仍不甘心，又央借“撲過了魚”，準備再到前面撲贏得幾個錢，以養老娘，然后來還借給他魚的郭大郎，一條魚竟寄予以這么大的期望。那撲過魚的郭大郎見他說得孝順，便將魚借給他去撲。撲魚的市民，滿懷信心拿著魚，路過一酒店，被酒店中一惡棍李霸遇叫住“撲魚”，結果李霸遇“撲不過，輸了幾文錢，徑硬拿了魚”。撲魚的市民無奈，以實相告借給 他魚的郭大郎，郭大郎憤憤不平，便去酒店找那賴魚的惡棍。倆人因“撲魚”，在酒店展開了一場廝打。
話本作者，選擇宋代城市中最為常見的、與普通市民聯系最密切的關撲為素材，是有寓意的。一是它可以最直接地反映出一般市民的生活概況，二是通過郭大郎為撲魚而拔刀相助，褒揚捍衛關撲的合理性的行為，抨擊破壞關撲的敗類。
在描寫此景此情之前，話本作者特加一伏筆，說：“這郭大郎因在東京不如意，曾撲了潘八娘子釵子。潘八娘子看見他異相，認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養在家中。”這實際也道出了郭大郎的成長過程，他是由一個不遵關撲法度的市民，轉化成了一個視搗亂關撲為敵的市民，這細微的一筆，卻是有深刻含意的。
因關撲而橫眉相向，雖為個別，但折射出了關撲關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說有的市民身家性命系于關撲之上，并不為過。絕大多數關撲的市民，是希望通過賭物贏錢，改善境遇或謀到好處。可是撲起來是兇是吉，無法把握，所以，市民們又在撲前虔誠地禱告一番：“我去這新盒子內，拏的這常占勝、不曾輸、舀富貴的馬杓、明滴溜的六文頭錢問：錢哪!我若是告一場響豁，便是我半路里落的這慇。”
有的市民甚至以關撲來測定自己是否應該做某件事。如南宋嘉定十年（1217）九月，一孔姓官吏的門客鄭復禮，因見市上有三文十純博雞并錢的游戲，勾起他對孔家小姐垂涎已久的想法，他便借關撲——
如果用骰錢祝之得一個“純成”，便去拐孔氏女，結果他隨手便得了一個“渾純”，但他還不放心，又借骰錢“一祝”，結果又得一個“渾純”。也許這樣的運氣是少見的，鄭復禮在這天夜里，便將孔家小姐拐走了。運氣好壞，只有去撲一下便知端詳，何樂而不為?這大概是所有參加關撲的市民的心理吧。這樣的市民不止一個，各式各樣的關撲形式便相應出現。東京有這樣一位 撲賣餳的小商販——
他為使市民能與自己一撲，自己又不蝕本，精心設計，做了一個三尺圓盤，上面畫有數百個禽魚器物，它們長不過半寸，大約如人小指，小的只有兩個豆粒那么大，而且細到禽有足，鞋有帶，弓有弦。撲賣餳商販旋轉這瑣細的圓盤，用別著五色羽毛的針箭，招攬市民“撲買”，買者投一文錢，便可用針箭向旋轉的圓盤射去，撲賣餳商販一邊看，一邊高聲唱叫白中某，赤中某，余不中這樣的行話。待圓盤旋止定住，賣餳者再看看與自己觀察是否有差，若無差，射中圓盤上的禽魚器物的市民，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油餳。而撲賣餳商販，從圓盤上取下針箭，再旋轉圓盤，開始下一次的“撲賣”…
這樣的關撲，相當典型，它足可以代替發生在300年中宋代大大小小城市中的關撲的基本面貌。我們或可將它稱之為贏錢賭物的游戲。正是由于關撲中有娛樂的因素，這就更使市民向往這一可以愉悅精神又給人以希望的活動。
北宋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滿足市民關撲游戲的熱烈欲望。自北宋后期，每年一入正月，開封府便張榜告示全城：元旦、冬至、寒食這三大年節，放關撲三日。每到此時，市民都喜氣洋洋的。
不惟度佳節，而且要痛痛快快地關撲游戲，所以市民們一大早就出門，互相慶賀，即使再貧窮的市民，也穿上新潔的衣服，把酒相酬，好像要用酒來助興。在關撲的日子里，入市店飲宴已成習慣，并相沿成為東京獨特的風俗。其實，何止一般的市民因關撲而縱情，王公貴人也紛紛參與其中，他們乘坐的車馬在關撲的地段走馳不歇。關撲的地段非常廣大，如馬行街、潘樓街、州東門外、州西梁門外、州北封丘門外、州南一帶…
這些地段，彩棚連接，彩棚里鋪陳著冠梳、珠翠、頭面、衣著、花朵、領抹、靴鞋、玩好等物，撲賣商販的高聲吟叫，與關撲彩棚間的舞場、歌館傳來的笙樂，高低相和。坊巷間的關撲，稍有遜色，多是食物、果實、柴炭之類。
可是，不管尊卑貴賤，關撲都緊緊吸引住了每一個市民。入夜，連一向深居簡出的大家閨秀、名門貴婦都邁出門檻，拋頭露面，縱賞關撲。然而韶光易逝，每次關撲不過三天，歡樂短暫，廣大市民無不盼望著集中的關撲…北宋政府不得不在春天開金明池、瓊林苑，在這狂歡的黃金時刻，特意縱人關撲游戲。只見那金明池中心的五殿上下回廊，擺滿了錢物、飲食，一簇簇撲賣者，一堆堆撲買者，吆五喝六，興致勃勃。不少人還到橫跨池中心與池岸的仙橋的兩邊，在瓦盆內擲頭錢，似乎想占仙氣取勝。
在與金明池南北相對的瓊林苑里，除酒家、占場表演的伎藝人，其余空閑地方，全為撲賣商販所占。他們在搭扎起的華貴彩幕中，鋪設珍玉奇玩，彩帛器皿…市民們面對各式各樣物品，無不怦然心動。他們往往就地關撲，或以樂藝女伎為一擲，或以一笏撲出三十笏，毫不罕見。大到車馬地宅，小至歌姬舞女，都可一一劃價下賭。
這就更促使市民關撲的熱情難以衰竭，即使下雨刮風，金明池內，瓊林苑里，游人也從不間斷。當然，許多市民是為賞春光、看伎藝而來。可是為市民提供一個關撲游戲的理想所在，也不能不是金明池、瓊林苑從三月一直開放到四月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北宋的這種贏錢賭物的游戲，無論其深度還是廣度，與南宋相較，還是有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主要表現在與市場緊密相連的程度上。從南宋臨安的早市、夜市上，我們可以看到——
從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時新果子、象生花果、鮮魚、豬、羊蹄肉、豬胰胡餅，到用的，如細柳箱、羅桶杖、諸樣藤作、銀絲盒子、烏木花梨動使、畫燭；從穿戴的，如花環釵朵、篋兒頭飾、銷金裙、緞背心、銷金帽兒、逍遙巾，到玩耍的，如四時玩具…可以說應有盡有，都一一排列上市，參與關撲。
隨著時令節序的轉移，撲賣商販也隨之變換著自己關撲的品種，像春、冬之際，就撲賣玉柵小球燈、奇巧玉柵屏風、棒燈球、走馬燈、鬧蛾兒、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橘數珠、糖水、魚龍船兒、梭球、香鼓兒等時令之物。夏、秋時節則關撲青紗、黃草帳子、挑金紗、異巧香袋兒、木犀香數珠、梧桐數珠、藏香、細扇、茉莉盛盒兒、帶朵茉莉花朵、挑紗荷花、滿地嬌、背心兒、細巧籠杖、促織籠兒、金桃、陳公梨、炒栗子、諸般果子等應景之物…
這種關撲，完全是市場經濟性質。撲賣商販是根據市民的生活需要，制造和安排關撲物品的。如臨安天氣最熱的時候，市民們都在寬闊處避暑納涼，撲賣商販便投其所好，在街市上撲賣蒲合、生絹背心、黃草布衫、苧布背心、黑傘、花手巾、紫紗裙、涼傘、涼簟、涼枕、涼鞋…總之，一切消夏衣著用具，均在關撲之列。
而且南宋臨安的關撲，專門化程度也較高，在每一個傳統節日里，節物關撲就分外紅火。比較突出的是七夕節時，小販們捏造牛郎織女泥土玩具，撲賣盈市。
七夕節時在御街上撲賣著干紅背心、系青紗裙兒的摩合羅泥孩兒玩具成為節日一景。摩合羅泥孩兒一個可值上千錢，非常昂貴，但其形象華美端正，惹人喜愛，故七夕這天，自北宋東京起，就將撲賣摩合羅當成過七夕的一項重要活動。臨安更甚，工匠也紛呈絕技，以至用金銀打造摩合羅，其中以蘇州的制作為第一。市民們爭相撲買，有一首謔詞風趣地描寫這一情況道：
天上佳期，九衢燈月交輝。摩喉孩兒，斗巧爭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縷金衣。嗔眉笑眼，百般地斂手相宜。轉晴底工夫不少，引得人愛后如癡。快輸錢，須要撲，不問歸遲。歸來猛醒，爭如我活底孩兒。
摩合羅是由于納入關撲的運行之路而分外繁盛起來，這倒是發生在宋代城市市場上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
它表明了此類時令節物關撲，盡管擺脫不了市場經濟的痕跡，但滲透其中的游戲意味卻是相當的濃。確切地說，臨安的撲賣商販已越來越多地具備了伎藝人的味道，和其他伎藝一樣，在臨安的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教場、后軍教場、南倉內、前杈子里、貢院前、佑圣觀前的寬闊地方“作場”，撲賣物品多是供人觀賞玩耍的：各色涼傘、小銀槍刀、諸般斗笠、打馬象棋、雜彩梭球、宜男肩兒、懸絲獅豹、杖頭傀儡、宜男竹作、錫小筵席、雜彩旗兒、單皮鼓、大小采蓮船、番鼓兒、大扁鼓、道扇兒、耍三郎、泥黃胖、花籃兒、一竹竿、竹馬兒、小龍船、打馬圖…
市民們已經把贏錢賭物的關撲，越來越多地當成一種消遣樂事。就以撲賣中的“打馬圖”為例，它的雛型原是一將十馬的“關西馬”和一種無將二十四馬的“依經馬”。這兩種“馬棋”，流傳很久，各有圖經，行移賞罰，互有異同。
宣和年間，市民采取二**棋之長，又定名為“宣和馬”。到了南宋，這種特為閨房雅戲的馬棋，已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十分完備，出現在撲賣市場上。下這種棋時，二人至五人，均聚錢置盆中，看上去下棋者是運指麾于方寸之中，可實質是決勝負于幾微之外——贏錢賭物。但由于這種“打馬象棋”，在打馬圖上，“或銜枚緩進，已逾關塞之艱；或賈勇爭先，莫悟阱塹之墜”，很好地發揮了娛樂游戲的作用，使市民玩而忘返，用它來撲賣，無疑會刺激撲賣市場更加蓬勃發展。
也就是說，關撲雖然與市場緊密相連，但由于宋代城市中的這種關撲，所具有的游戲娛樂性質很強，即使真龍天子也禁不住玩心大動。仁宗就經常與宮人關撲，可是仁宗關撲的手法不高，剛出了1000錢，便輸了個一干二凈。
仁宗欲罷不能，便向宮人商借他輸去的一半錢再撲，可是宮人卻不肯將贏來的錢，再還給仁宗。雖然仁宗說自己輸掉的錢，乃是百姓的錢，自己一天就妄用了百姓千錢，但這不過是故作姿態，遮人耳目，在掩關撲玩樂之實。
但后來的皇帝連一點遮掩也不需要了。理宗曾命小太監在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在御座前互撲為樂。這是為了使市民關撲時的真實情景再現，求得開心。小太監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良機，盡情擲錢關撲，因為他們所使用的“純鏝骰錢”，都是由內庫供給的，需要多少供給多少，所有目的，只在“以供一笑”…
在皇帝的心目中，萬貫金錢是第二位的，娛樂游戲才是第一位。但在市民那里，卻是二者兼并的，更多的市民是將贏錢賭物放在第一位，這也是宋代城市撲賣市場特別繁榮的一個內在原因。
不過從風俗習慣角度看，關撲盛行也是風俗自身發展的規律。像“一陽節”來臨之際，臨安崇尚鄉風，關撲“斗雞”火熱，一般是用三文錢作一撲，可饒兩貫錢，或饒一貫五百文錢，“倘拗一錢饒三撲”。
許多市民竟在這時，在大街上攔住行人，執意“斗撲”。這種關撲樣式，很難說它完全是受市場意識左右，或者說它受娛樂游戲主導，依筆者之見，它是兩者有機的結合。
——本章作者：伊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