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西湖與女子渾為一體，這一美妙的比喻，是來自蘇東坡的切身體會。已憶不起是蘇東坡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在杭州時的作為了，反正是蘇東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聽一位曾經侍候過蘇東坡的老娼娓娓道來過——
他一有閑暇，就約許多賓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飯，吃完飯，讓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選出隊長一人，再各領著幾位妓女，隨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飯后，再敲鑼集合在一處，登上望湖樓、竹閣等處歡鬧，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時，他們才拿著燭火回城，引得人們夾道觀看。眾妓女，華服縱馬，踩著月光，異香馥郁，光彩奪人，恍如仙子下界。觀看這支歸還的千騎隊伍，已成為當時杭州的一大勝事。
蘇東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這反映了杭州的“煙花業”是非常發達的。據史載：杭州各處都有妓館，從上、下抱劍營、漆器墻、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薦橋、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如《錢塘夢》所說：金城“有三十六條花柳巷”。而杭州只不過是北宋時的一郡而已。
作為北宋首都的東京，妓館則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樣，遍地皆是，觸目皆有，真應了“食色，性也”的古訓。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館，可稱為“妓館街”。尤其在繁華地段，像御街東西朱雀門外，還有下橋南、北兩斜街，都是妓館。這些街均為東京最長、最寬之道，可設置多少妓館，不難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說過東京的鬻色戶籍有萬數之多，證之以上所說，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統計。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為不同層次。羅燁《醉翁談錄》曾描述了不同層次妓女的景況。有人認為《醉翁談錄》是因襲唐代的《北里志》，其實不然，筆者考證認為，《醉翁談錄》所記主要為兩大類妓女，皆為東京真情。
一類是最好的妓女，住處就見品位。其起居為寬靜房宇，三四廳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經右史…她們個個能文詞，善談吐，妙應酬，評品人物，答對有度。門前，仆馬繁多，豪少來游；屋內，進士不絕，崇侈布席…
另一類妓女，則多是出自世習散、雜劇之家。朝貴們的宴聚，必有這樣妓女攜樂器而往的身影。她們在閑暇時，便聚到東京較大的金蓮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戲。這樣的妓女，用絲竹管弦、艷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動其心。對她們求歡的，多是膏粱子弟，他們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訪其家，縱情玩樂…
這兩類色藝并重的妓女，是東京，也是整個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喚做“官妓”。因為官府有公私宴會，都要點妓女去祗應，所以，凡在籍的娼戶，便都叫“官妓”。官妓一個重要使命是點綴官府主辦的娛樂等重大活動。例如，一到看爭標、觀旱戲時，金明池的欞星門里對立彩樓，官府便讓官妓排列上面，以壯觀瞻。
官妓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頗具商業色彩的買賣活動中。熙寧中，王安石實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錢”，為此在譙門設置了酒肆，百娃持錢走出者，便誘之飲酒，十錢便花去二三錢了。又怕市民不來飲酒，則命官妓坐肆作樂，以蠱惑民心…
臨安一年一度的官府開煮新酒，都要“點呈”，酒庫雇來許多有名的、秀麗的官妓來掀聲勢，她們以其不同的裝束分為三類：一類珠翠飾頭頂，穿銷金衫兒、裙兒；一類頂冠花，著衫子襠袴；一類穿紅大衣，戴特大髻，號為“行首”，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們還各執花斗鼓兒，或捧龍阮琴瑟，真是衣著映照，樂器并擎；娉婷嫵媚，相得益彰。伏侍她們的婆嫂，也喬妝成市井中的繡體浪兒，為她們牽引繡鞍寶勒駿騎。還有許多官員子弟用人托著諸色果子蜜餞，親自持杯頻頻勸酒。這樣的人物景象簡直就似雜劇中的一個片斷。加上官妓們前有借請來的宅院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為之開路，后有手擎羅扇衣笈的浮浪閑客衛護，這支由官妓組成的美酒專賣宣傳的隊伍，引動得成千上萬的市民密密排列街頭觀看，一時形成了“萬人海”的場面…這種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并非絕無僅有。在王公貴族家是可以看到類似景象的，不同的是這里聚集不起萬人場面。不過無論從服飾還是從表演來說，王公貴族的“家妓”，是毫不遜色于官妓的。我們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張镃家妓為例——
張舉行“牡丹宴會”，一堂虛寂。張問：香發了嗎左右答：已發。卷起簾子，異香自出，郁然滿座。一群家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又有數十家妓，頭戴牡丹，衣領皆繡牡丹顏色，歌唱《牡丹詞》，進酌而退。還有十數家妓，換裝出來，大抵簪白花則穿紫衣，簪紫花則穿鵝黃衣，簪黃花則穿紅衣。這樣喝了有十杯酒，這群家妓的衣服與花也隨著換了十次。酒會結束時，數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使來賓恍若仙游…
于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貴族的家妓已經非常專業化，歌舞伎巧高，服裝也別致，人數數百，規模很大，從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達到了相當可觀的水平。
相對于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喚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話本《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中所描繪“私妓”的情況較為典型——
金奴的母親，由于丈夫無能，家中也無別的生意，在年輕時靠出賣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來得少了，女兒金奴便又來“接代，也不當斷這樣行業”。這種母子相傳的是隱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橋市上開絲綿鋪的吳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顧身體“炙火”，反復“行事”，結果肚疼不適，險些喪了性命…用話本主人公吳山的話來說：“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干這等非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的作者還一語雙關地將其作品說成是“風流話本”，證明這類情況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數，至少在臨安以私妓聞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婦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浴堂沈盼盼…
應該說，宋代城市中風流妓女還是以那種色藝并重的官妓為先。這不僅僅因為官妓的數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們可以成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僅僅在于妓女活動的范圍多是酒樓茶肆、舞榭歌樓這樣誘人的地方，最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奪人的容顏。換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為妓女的先決條件。以政和年間李獻民所撰《云齋廣錄》為個案，李獻民所描述的妓女，無一不是形體相貌動人——
像在四川丹棱縣的李達道，在后花園遇到一女子，見她微亸（duo)香鬟，臉瑩紅蓮，眉勻翠柳，真蓬島仙女，便以為她是“娼家”。皇佑中，吳女盈盈吸引人之處，也是容艷，千態萬貌，奇性殊絕，用李獻民的話來說是“所謂翹翹煌煌，出類甚遠”…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們用上乘的詞藻，最佳的情思，根據細致入微的觀察，調動一切美化手段，對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確的描寫，人們都可以從這類描寫中獲得被描繪的妓女是何種類型美人，她們又是在怎樣的氛圍活動的清晰印象——
她們，明眸閃閃，風姿綽綽；鬢發玄髻，光可以鑒；皓齒朱唇，星眼暈眉；香腮瑩膩，體態輕盈；粉妝玉琢，灼爍芳香；被服雜錯，巾鮮明；靨輔巧笑，神飛傾城；嬌態千變，萬種風情；宴堂深軒，芙蓉帳暖；爽歌凝云，談論雙頻；舞腰亂旋，時換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輕裙；扶肩昵語，悄唱低吟…
宋代城市妓女，仿佛比她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一般女子更為生動，更賞心悅目，其實，這是一種被精心修飾出來的“人工美”，一顰一笑，一言一動，走坐立睡，喜愛嗔怒，都那么藝術化，以至可以使人“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她們，秀色可餐，媚態如春，不由人不魂銷魄蕩。纖纖的腳，裊裊的腰，能酥軟權傾朝野大員的肌骨；飽滿的乳，含春的面，能化解宦海的險惡，黨爭的酷烈；社稷情，軍馬苦，官場怨，同僚恨，在妓女的溫暖呵護中，統統變作飄渺的云煙。
妓女，像一乘奇妙的仙槎，將狂放的子弟，輕佻的郎君，落魄的公卿，失意的紳，一一吸束，載駛到愜意的彼岸。這就是為什么那擁有三宮六院的風流天子徽宗，也要步入這征逐城市妓女的行列的原因。在談到男人與妓女交往的歷史時，不能不首先提到妓 女與士子的關系。在宋代城市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里聚集著，用《繁勝錄》的話說，是以十數萬計的讀書和準備考試的莘莘學子，也可以說，天下讀書種子的精華盡萃于東京、臨安這樣的大城市里。
這是一群處于青春躁動期的年輕人，但他們不能像惡少年那樣閑逛滋事，也沒有策肥擁姬的貴公子的氣派，只能整日苦讀，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則身價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則垂頭喪氣。巨大的反差，使他們渴望異性的撫慰，況且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結，加之他們的經濟狀況，多處于社會“中產階級”，妓館就成為他們最頻繁光顧的去處…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歡并常去妓館，有一天他宿在妓館，因感冒歸家，兩腿特別疼痛，其母按著他的腿說：兒讀書良苦，經常深夜讀書，學中乏炭薪，故凍壞了。沈君章聽到這話，直覺天下無容身處，當即在心里發誓：從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館了。
這個故事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士子是妓館光顧最多者，以至小說家不得不選取沈君章這一故事來加以勸戒。但從另一方面說，青衫愁苦，紅粉憐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頻頻發生，妓館已不可遏止地成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樂園。
在與妓女眉目傳情，而能使自己的心靈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戲中，柳永成為最優秀的代表。筆者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為柳永未一味沉湎于色情和淫蕩放肆，而是溫良恭儉讓，一脈深情地將妓女作為謳歌對象，而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贊美東京妓女的舞蹈：“幾多狎客看無厭，一輩舞童功不到。”他欣賞妓女婉轉圓潤的歌喉：“一曲陽春定價，何啻值千金。”他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溫柔，品流詳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舉意動容皆濟楚”…
存世的兩百余首柳詞中，我們看到，在柳永的筆下，妓女像彩虹，像輕風，像神仙，像精靈，使人似乎忘記了這是肉欲交易而產生的精神產品，相反，卻是身心浸溶于一個由微笑和快樂所織成的甜美的夢境中，減一分狎昵，添一分癡情…
柳永拋卻了假道學的面具，調動起自己擅長音樂、善制曲譜的本領，馳騁開了他那本應在貢院應試的才情，專為適應妓女的歌詠，大量地寫作了那種突破小令、點化俚言俗語，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韻，形式不拘的長調慢詞，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紅牙拍板曼聲低唱，以展現纏綿細膩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處的市井地位，柳詞經妓女之口，很快就傳向了社會的各個方面，以至“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這不能不歸功于妓女的傳唱，柳永從妓女那里獲得了遠高于試場上所能夠得到的稱譽。柳永通過妓女擴大了詞的影響，而妓女也在與柳永的交往、傳唱柳詞的過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現了這樣的場景——
一日，柳永從樊樓前過，受妓女張師師呼喚上樓。張請柳永為她填詞，柳永正要寫，一叫劉香香的妓女上樓來，劉又讓柳永為她作詞，柳永便應允思索，正在這時，又一妓女錢安安上樓，也向柳永提出寫詞的要求…
東京的妓女就是這樣如饑似渴地要求柳詞，因為柳詞有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陡漲，所以妓女對柳詞的追逐，猶如走獸奔于麒麟，飛鳥翔于鳳凰，竭力奉應，甚至不惜金物。同時，妓女在演唱柳詞時，也能漸漸悟出個中三昧，學得填詞技法。像張師師就會填詞，她可以即席借柳詞韻律，與柳永唱和，其詞境竟也會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詞作詩不讓須眉，不獨張師師，可謂極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糾正一官吏詠秦少游《滿庭芳》的錯誤，官吏頗驚訝，便向琴操提出將全首詞改韻歌詠，琴操應聲而吟，依秦詞原意而生發，巧易新韻，不露痕跡，起承轉合，流暢自如。
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備的駕馭詞的功力，是相當深厚的，倘無長時間對詞的揣摩和錘煉，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與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著向一位官員要求脫離妓女的戶籍，那位官員提出：可作一絕句才能允許。周韻幾乎不加思索，將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當時的心情融入詩中：
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
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
優美的詩意，引起在座人感嘆。于是，周韻得以“落籍”。在臨別之際，同輩妓女都揮毫寫詩，為周韻送行。其中胡楚寫的是：
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
應笑西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秋風。
龍靚寫的是：
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
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作武陵人。
這樣的詩，語句境界均無懈可擊，不使胡楚、龍靚享有極高的詩名才怪呢。那位與柳永齊名、造語工巧的張子野，晚年在杭州時，雖多為妓女作詩詞，可是他的詩詞意境、韻味，卻被詩評家認為遠遠不如胡楚、龍靚。
有的妓女年老色衰，但依其詩才，也可在爭艷的群芳中顯出。淳化三年（992）十月，東京太平興國寺的牡丹花兒盛開之際，有一老妓女，在寺壁上題了首詩：
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
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
這首詩切景抒情，竟使這位老妓女住處又車馬盈門了。看來，妓女具備賦詩作詞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士大夫的好感。于是，妓女就注意在文化修養上下功夫，其中不乏學有專長者，如書法一項就人才輩出，成績斐然——
王之望《臨江仙》，描述妓女的書法技藝，令人嘆異：“對客揮毫驚滿座，銀鉤蠆尾爭新，數行草圣妙如神。”又如長安娼妓曹文姬，尤工翰墨，自桌到窗，可書之處，均作練習，每天數千字，人稱她為“書仙”，筆力可推為“關中第一”。所以許多豪貴之士，愿贈金輸玉，求與她為偶者，不可勝計。
還有楚州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就曾專為她贈詩道：
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
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頭魯公體。
從詩句看，王英英根本就沒有一點官妓的影子，反而更像一位卓有成就的書法家。
許多妓女就是由于擁有不俗的文化品位，而一躍成為貴人擊節贊賞的知己朋友。這樣的例子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是非常多的，以上所說僅是顯露出的冰山的一角。妓女只有有文化，才更容易得到貴人的容納和寵愛，這是整個趨勢。
像南宋將領張俊得錢塘妓女張秾后，他的往來公文，都委與張秾書寫。拓皋戰役時，張俊曾在前線寄信給張秾，希望她照看好家事，可張秾回他一書，博引霍去病、趙云等名將殺敵的事，讓張俊莫以家為念，以堅其克己報國之心。張俊將此書上奏給皇帝，皇帝閱后大喜，親下手諭，加封張秾為雍國夫人。
像張秾這樣由妓女轉變為貴夫人，又參與公務機要，并得到皇帝褒獎，是極個別的。絕大多數妓女只能得到的是貴族的欣賞而已，而且這種欣賞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妓女的肢體上，如貴族頗感興趣的是妓女的腳——
北宋后期，升任駐守長安軍事長官的強淵明，去蔡京處辭行，蔡京調侃道：到那里要吃冷茶了。蔡京這樣說是因為長安的妓女腳小，走起來慢，所以端的茶必冷。這條史料透露出北宋城市妓女纏足已較為普遍。
在這條史料之前，就有了這樣的記錄：大文豪蘇東坡曾作過一首《菩薩蠻·詠足》。以蘇東坡之文名，專詠纏足妓女的舞蹈，這不單是揭開了中國詩詞史最早的專詠妓女小腳的一頁，也標示著貴族階層意欲推動妓女纏足的進程。
與蘇東坡同時代的趙令畤，去劉平叔家玩，劉平叔出八名家妓，以腳絕、歌絕、琴絕、舞絕，乞趙贈詞。趙令畤專寫《浣溪沙》，稱贊“穩小弓鞋三寸羅”。從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冥器女鞋看，其頭高翹，底尖銳，全長14厘米，寬4.5厘米，高6.7厘米，與趙令畤所寫“弓鞋”不相上下。
纏足興起，主要是由于城市貴族對妓女審美情趣的變化。就連僧人了元也寫出了“覷著腳，想腰肢如削”這樣引人浮想聯翩的詞句，原因就在于：裹小的女人之腳，在當時人看來，是女人整個身體中最性感、最誘人的部位。那生于北宋，在南宋為官的史浩的兩首《浣溪沙》詞，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再準確不過的參照：
一握鉤兒能幾何弓弓珠蹙杏紅羅，即時分惠謝奴歌。香壓幽蘭蘭尚淺，樣窺初月月仍多，只堪掌上懨瓊波。
珠履三千巧斗妍，就中弓窄只遷遷，惱伊劃襪轉堪憐。舞罷有香留繡褥，步余無跡在金蓮，好隨楚峰前。
在達官顯貴的眼里，妓女纏足，才能愈發體現其瘦、小、尖、彎、香、軟的美來，才能使人春情蕩漾，欲火難忍。纏足之所以始于妓女，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供貴族們更舒服地玩弄。
至于妓女的生存好壞，貴族們是很少關心的。像東京“南曲”的妓女顏令賓，一旦得病，則無人光顧了。她強扶弱體，寫下了“氣余三兩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后期”的詩句，讓小童子送給她昔日按諸衙門行牒而奉候的朝士郎君，希望他們能為她的死作哀挽之詞。
“香魂竟難論”，“誰來為鼓盆”，這一哀章道出了許多妓女的真實境遇。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與士子發生真實愛戀的妓女，“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艨艟巨艦，也載不動這沉甸甸的戀情。
可是，往往是妓女傾心，也換不來士子的真心，換來的是始亂終棄，背信棄義。于是，在宋人的筆記小說中，出現了一系列的抨擊這類負心漢的故事，哀痛欲絕，令人腸斷。像話本《王魁》——
山東濟寧府秀才王魁，在進京的過程中，得遇一位妓女敫桂英，倆人一見鐘情。敫桂英出資幫助王魁應試，王一舉中為狀元，馬上變心，聘崔相國之女為妻。敫桂英激憤自刎而死。王魁聞信暗喜，誰知敫桂英顯靈，將王魁追索到了陰間…
此故事是士子對妓女始亂終棄的典型，它反映出了為數不少的士子對妓女好玩不好匹配的心態，同時它寄寓的意義是：妓女是值得同情的，誰若是玩弄妓女而不負責任，那不管他是什么樣的人，都要付出相應的報償。《王魁》這樣的話本小說，將這種思想宣泄得淋漓盡致。
但是，從整體來看，妓女，作為高度發達的城市樹上的一個“果實”，她是依附于這棵樹，而這棵樹又以她的風采，顯示著自己的繁華。她已經將自己的根須深深地扎在這棵樹所賴以生存的土壤之中了。所以，妓女的生活又有靡爛的一面，以至有的妓女已被深深熏染而不能自拔，并努力去充當這一方面的角色。這種被達官貴人包裝起來而光芒四射的形象，浸透著多少刻骨的酸辛，只有親歷者才會有感受，可是她們仍要作出渾然自如、輕松瀟灑的模樣，這真不知是喜還是悲像東京“南曲”的潘瓊，就有貫財產。一次她招待一舉登科的華狀元，擺下盛饌，每舉一盞，都有樂色百戲為之表演。第二天，華狀元取出百余兩白金，讓潘瓊為她再設一席，可是，潘瓊卻說這些白金只能作夜來佐樽的小費，嚇得華狀元趕快離開了潘瓊的住地。毋庸置疑，作為妓女，潘瓊自身不會有什么資財，她之所以舉措豪侈，主要是以皇帝為首的貴客厚賞的結果。有的高級妓女，露一次面便可得到斗金，這在宋代城市中已不是什么新鮮事。
如徽宗愛慕名妓李師師，便拿出內府珍藏的紫茸皮衣、四支彩色的細毛布、兩顆珍奇的瑟瑟珠、白金廿鎰為進見禮。一旦如意，徽宗竟將國寶“蛇跗琴”賜給了李師師，至于各種燈盞、奇茗、名飲、辟寒金鈿、舞鸞青鏡、金虬香鼎、端溪鳳咮硯、玉管毫筆、剡溪綾紋紙、玉彩珊瑚鉤，等等，則無法計算。
這種在妓女身上一擲千金的作風，是為了顯示其雄厚的財力，無比的地位，浪漫的情調。紅顏溢坐，美目盈堂，王公顯貴自是樂此不疲，互相攀比，從而使城市妓女的消費，似波涌浪翻，滾滾直上，成為宋代城市畸形繁華的一個重要原因和一個獨特的景觀。
如淳佑間的妓女徐蘭，名著一時，吳興烏墩鎮的巨富沈承務，便駕大船到她家一嫖。留戀半年，便在徐蘭身上花費了數百萬金錢，徐蘭的名聲更加遠傳，公子大賈等有錢人士，無不趨赴，致使徐蘭家益發如人間仙境一樣——
堂館華麗曲折，亭榭園池點綴其間。錦纈鋪地，帳幔銷金，十余位侍婢執樂器伺候。金銀玉玩具，名人書畫，飲食受用器皿，其精妙可為整個吳地之冠。
正因如此，南宋南方城市中的許多小戶人家，有女便日夜盼望長成，長成后便不惜用重金求師教女樂藝，目的是為了讓女兒得到官宦的傳喚或賣給富家為妾，用女兒的身體來贍門戶。他們嗜錢如飴，為錢至愛也可送出。
天臺的陳潤道有感于這一習俗的毒害，曾專作一首《吳女》詩，大聲向政府疾呼，讓他去做“吳守”，以改掉這一惡習。但是，妓女在宋代城市中已經形成了行業，是其繁盛的標志，怎么能觸動得了 在東京及其他中小城市中，甚至有許多無賴男子，也學會了以色媚世，以圖衣食。北宋政府一直未正式禁止，一直到了政和年間，才開始立法：凡是男子為娼者，重打100杖，告發人得賞錢50貫。
可是在南宋臨安新門外竟專有男娼的“巢穴”，這些男子抹胭粉，著麗服，還喬模喬樣做針線活兒，連口氣稱謂都與婦人一樣。他們這種變態的形象，實在令人作嘔。然而，誰也沒看見有兵丁舉著從北宋就訂有的禁止男子為娼的條牌來嚴令禁止他們行娼。
正是由于政府默許的態度，才使娼妓業陰暗的一面愈益發揮著作用。在宋代筆記小說中所描寫的城市生活中，許多犯罪活動，均有妓女參與其間。在妓女參與的犯罪活動中，最為常見的就是《武林舊事》所說的“美人局”，即以妓女為姬妾，誘引少年上當。我們可以從《夷堅志》中選擇這樣的事例，以窺知這些丑惡勾當的內幕——
宣教郎吳約，家富饒財，久在南方，多蓄珠翠奇貨，有可值千緡的駿馬鞍勒。吳約攜帶這些物品，到臨安官，留滯臨安期間，與鄰近寓館諸客熟悉了。其中有一宗室趙監廟，與吳居住百步之間，趙多次用酒饌果蔬來慰問吳，吳亦回報南中珍異。趙邀吳至居舍，妻子衛氏出見，衛美色妙年，吳為之心醉，遂同飲席，笑狎謔浪，目成，忘形無間…
一日，趙向吳借仆馬準備去婺州，吳馬上借給。衛氏則傳信于吳，讓他來會面，吳應邀至趙家，與衛氏唱酬應和。及暮留宿，吳將就枕，忽聞扣門甚急，乃趙歸來，吳急趨伏床下。衛問趙何以遽還，趙說因浪大不能渡江，便打水洗腳，趙且洗且澆，水流滿地，吳在床下移避，窸窣有聲，趙秉燭照見吳。叱使出來，辱罵責打，綁縛于地。吳請輸金贖罪，乞憐不已，愿納百萬，趙也不答應，增至三倍，再加上鞍馬服玩，趙才將吳松綁，命壯夫數輩，盡掇吳的所有財產裝去。同邸無不為吳不平，認為這是猾惡之徒，以妓女誘吳作的戲，根本不是真宗室夫婦。吳方醒悟，往視趙家，已空無一人。吳悔恨不已，但已無糊口之費，由此心志惘惘，且遭人譏議，遂感疾沉綿，未赴官就死了…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長地講敘這一故事，實在因為這一故事極為典型，它開中國城市黑社會利用妓女誘騙男人錢財之先河，它是妓女不光彩行徑的真實寫照，是幫助我們觀察宋代城市妓女全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本章伊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