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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聯手？
這樣的話題扯得有些遠了，楊、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純仁對楊逸提到遼國已有亡國之象卻很在意，一再的追問其中細節。
對此楊逸并沒有隱瞞，將自己在遼國的所見所聞一一道來。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繼位以來，遼國內政不修，奸臣當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謀逆，再到耶律乙辛誣告懿德皇后蕭觀音和伶人趙惟一私通，引發十香詞案，逼殺遼后蕭觀音，兩年后連遼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難，最后雖然耶律乙辛伏誅，但這每一件事情，誅連都十分廣，使得遼國元氣大傷，賢者盡去；
如今隨著耶律洪基逐漸老邁，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輩，內部爭權奪利，傾軋不斷，雖有皇弟耶律和魯斡較為賢能，但經歷耶律重元謀逆案后，遼主對耶律和魯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給了一個上京留守的職位，并不足以支撐遼國整體的敗落。
晚輩這次使遼，對遼國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遼國各道連年災荒，致使物價騰貴，民不聊生，作為主要產糧區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東京貴三十文，市井之間流民涌動，賣兒賣女；
從晚輩與蕭達林一戰便可看出，如今的遼國軍備不修，戰力低下，早已不復當年之悍勇，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率領數萬大軍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兩三千人馬擊潰，耶律撻不也戰歿于亂軍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與各個駐守漠北的軍司紛紛陷落；
現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煙四起來形容再恰當不過，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撲果等部紛紛起兵反遼，這些部族雖然還都很弱小，但鑒于遼軍低下的戰力，一但不能及時撲滅，很快將呈星火燎原之勢；
而這種情況下，契丹上層還過著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活，沒有一人想要變法自強，目光還一味盯著我大宋，只望從我大宋多訛些好處；
這次遼國戰敗，加上內部局勢不穩，被迫向我大宋低頭，充分顯露了遼國的虛弱，造成的后果將是難以預知的，遼國部族眾多，這次南京道戰敗看似無關大局，但必定使得遼國各個部族更加離心離德，叛亂的勢頭必定會加劇；
歸于以上種種原因，所以晚輩認為遼國已現亡國之象；
范相公，事實上留給大宋的時間并不多了，一但遼國倒下，我大宋面對的必將是一個更加興盛的強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若大宋再一味的守舊自滿下去，后果不堪設想啊！”
楊逸對契丹軍政的這翻長篇大論，確實讓范純仁異常震驚。
大宋君臣對遼國其實非常缺乏了解，無論是軍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認知之中，對漠北各個部族的叛亂，更是聞所未聞。
遼國這次為何輕易向大宋低頭？范仁純心中的這個疑惑終于解開了。
但對楊逸最后的論斷，他依舊有些不以為然，即便遼國真的亡國了，但何至于大宋也會跟著遭殃？
楊逸也知道，想通過這樣一翻話，就說服范純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沒多費口舌，范純仁消化完有關遼國的消息后，反而語重心長地說道：“任之啊！我大宋確實有許多弊政需要解決，但治大國如烹小鮮，急于求成往往反會壞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會便得病情加劇；
老夫以為，現在對外應以和為貴，內政更應徐徐圖之，任之的西北蠶食之策，內政的新稅法，都不免操之過急啊！
你可知道，現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紳怨聲載道，各級官員離心離德，流血沖突不斷！一但被心懷不軌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將內亂叢生，烽煙遍地啊！”
楊逸既然把這次會面看作新舊兩黨溝通的開始，于是耐心地說道：“范相公，對遼國，咱們目前確實應以和為貴，但對西夏則不然，西夏純粹是一個無賴國家，你對它妥協，它就會更加囂張，不斷進犯；
元祐九年間，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西夏的無賴本性，因此，對西夏絕對不能采取綏靖政策，必須打，打到他疲弱不堪為止，最好是能滅其國，否則我大宋就別想安寧。
至于內政方面，‘治大國如烹小鮮，應徐徐圖之’這句話確實很有道理，然則晚輩認為，用在革新上，卻有些不妥，縱觀千年歷史，要想中興圖強，用徐徐圖之的辦法從未有哪朝成功過；
商鞅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無不是頂著強大的壓力，一舉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應付，所謂的徐徐圖之，不過是等著慢慢消亡而已！”
就楊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這兩個變法之外，更典型的還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紳一體納糧，這些成功的變革，哪一次不是論定之后，強力推行才能達到目的，在反對勢力極其強大的情形下，徐徐圖之只會等著被對方扼殺；
重癥不能下猛藥，這個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確。
聽了楊逸的話，范純仁撫須深思了一下，才接著說道：“然我大宋當前首要之務，還是應以肅清吏治，消除黨爭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難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稅法，不但使得舉國動蕩，且于吏治及方面并無補益，老夫擔心強硬施行下去，此法終會走樣；
任之復又提出以增加職田安撫官員，我大宋官員薪俸本就不低，各種冗費繁多，全國官員何止千萬，一下子增加這么多職田，此舉雖然無須直接自國庫開支，卻是將負擔轉嫁到百姓頭上，因此，老夫認為同樣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減難啊！此舉一但成為常例，今后想再減下來怕是不可能了。”
楊逸不得不佩服范純仁，看問題十分精準，他說增加官員職田，是朝廷將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這一點楊逸也不得不承認。
朝廷并沒有多余的田地劃給官員作為職田，那這次增加的職田從哪里來？
只能通過官方兼并的形式得來，這樣一來，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純仁說得并非沒有道理。
這個問題楊逸也想過，對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職田增加官員的收入，這不會直接增加朝廷的負擔，再則職田的數目皆有明確定限，官員從中非法魚利的可能相對少一些；
為了應對朝廷這次增加職田給百姓帶來的影響，晚輩同時建議朝廷，把新墾土地免稅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將極大提高百姓墾荒的熱情；另外新稅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間富戶兼并土地的規模；
這幾種舉措同時實施，相信增加官員職田，并不會對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響，總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稅法至使士紳強烈抵觸、地方不穩，下官認為，每一樣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傷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將無以為繼，同時失地百姓不但生活無著，還要背負沉重的苛捐雜稅，同樣會迫使他們鋌而走險，揭竿而起；
正所謂兩害取其輕，士紳即便交納賦稅，也不會傷及根本，這種情形下，真愿鋌而走險的人不會很多；但貧苦百姓則不然，他們無田無地、無衣無食，朝廷的賦稅還全部壓在他們身上，為了活下去，他們除了造反，別無他途。
因此下官認為，新稅法確實讓士紳不滿，讓地方有所動蕩，但和原來比起來，朝廷承受地方叛亂的風險反而小了很多。
新稅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統一稅賦，廢除原來眾多的雜稅，這一點對一直困擾朝廷的冗員、冗費問題的解決，也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稅賦一但統一，不但極大地減輕百姓的負擔，同時也減輕了官府的負擔；原來雜稅眾多，一縣需要上百、甚至數百吏役幫閑才能完成繳稅工作，而這些吏役幫閑的傭金，也是從各種雜稅、例錢中支付，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盤剝；
而統一稅賦，所須人手將大大減少，甚至只需原來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務，那么官府就能解雇眾多的役吏幫閑。
因此，范相公說新稅法于吏治并無補益，晚輩實在不敢茍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難，若能成功罷去大部分吏役幫閑，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輩所說，不知范相公以為然否？”
“任之所言，雖不無道理，但卻有本末倒置之嫌！”
楊逸說了那么多，范純仁突然來這么一句，讓他不禁愣了一下，確實，范純仁稱得上是正人君子，行事自然傾向于按部就班，這完全是一種性格取向、行事觀念的問題。
大宋面臨的主要問題，確實是整治問題，而無論是王安石的新法，還是楊逸提出的新稅法，在肅清吏治方面，都沒有提出明確的綱領，都有劍走偏鋒之嫌，也難怪被范純仁這類君子視為歪門邪道，得不到他們積極的支持。
楊逸苦笑道：“范相公，有句俗話說得好，無論是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或許在范相公看來，目前的新法確實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對大宋有益，又何必糾纏于先后順序呢？”
范純仁立即反擊道：“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暫時取得一些成果，也必處處受人垢病，終難持久。”
我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楊逸聽了郁悶之極，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門邪道吧？
用兵作戰，還講究個正兵、奇兵呢！對，我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范、楊二人又足足辯論了兩個時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罷休。
最終誰也沒能說服誰，但辯論的氣氛很好，雙方雖然意見不同，但并沒有翻臉成仇，反而都從對方的身上得到了許多新的啟發。
對此，楊逸已經很滿足了，范純仁在舊黨中聲望極高，能與之開啟一個溝通渠道，這對大宋而言，有百利而無一害。
最后范純仁說道：“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確有許多獨到之處，老夫會仔細加以考慮，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認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經不起折騰了啊！”
“今日有幸與范相公一會，聆聽到范相公許多真知灼見，晚輩萬分慶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機會聆聽范相公教誨，范相公，之前言語上晚輩若有冒犯之處，還望范相公大人不計小人過，請范相公受晚輩一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