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后幾天之內,國防軍計劃會議的兩個議程也進行完畢,參謀總部將報告記錄成冊裝訂為《民國十一年國防計劃白皮書》或者《壬戌年國防計劃白皮書》。他將《白皮書》遞交給了大總統孫立文,孫立文看罷之后大為感慨,國防軍上下做事果真井井有條一絲不茍,反倒是他領導的政府有些政令不通,地方官員渺視中央政府。
現在孫立文尷尬的是,原本還是支持孫立文的民黨所在地區開始敵對大總統了,給自己投選票的人公開反對自己,這讓民黨上下臉上都掛不住彩了,孫立文大感頭疼 。他沒有王茂如這樣集軍政大權一把抓,他沒有軍權,僅僅是行政權的話,他也很難對支持自己做總統卻不支持自己總統令的地方政府給予嚴懲。
南方很多地方反對孫立文的最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孫立文提出的土地政策,孫立文的本意是解放生產力和勞動力,按勞分配土地,為民做一件好事。他提出了國家出資購買地主土地,然后租借給農民,再收取低廉的地租以增加糧食產量。可惜的是孫立文又一次被現實擊敗了,導致孫立文土地政策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國家不可能會拿出這么一筆錢來給新政買單。
話說回來,這次還真不是財政部故意為難大總統,而是大總統的土地政策需要金錢數量太大,且涉及到了土地評估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很多地主不愿意將土地賣給國家。他們不缺錢,如今太平盛世了,土地更加珍貴了。將來人口增長,土地是一種稀缺資源,地主們也不傻,為毛要現在賣給國家?賣給你們行啊,一畝地一百銀元,我三千畝地,你給我三十萬銀元。國家拿不出錢來。那就別怪我了,做生意講求的是買賣自愿是不是?你總不能逼著我吧,你又不是邪惡布爾什維克帝國。
南方士紳不滿意。北方士紳也不滿意,但是北方士紳有理由拒絕總統令,大總統你可是南方選出來的,在你的選區你的總統令都受到抵制。我們當然跟著南方省份走。你什么時候擺平了南方。我們北方省份絕不會阻攔。
孫立文出手不利,他制定的土地改革計劃還沒開始就流產了,當然困惑得讓他胡子變白了。孫立文心中一方面希望國家能夠強權統治,一方面又希望實現民主類型,內心矛盾重重。他羨慕王茂如是因為王茂如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強權人物,他的軍隊和地盤只有一個聲音,他發出的命令如果軍官不執行,下一級軍官可以直接開槍殺了不執行命令的上司。軍隊本身就需要鐵腕統治。命令式執行方式,而不是什么民主。孫立文自己提倡民主。現在自己又被民主絆住了腳。
更加讓他感到郁悶的是他重視的民生部成立了人民生活保證體系,竟然被認為賑災救助之所在,全國的災民都跑過去求救助。以前是哪里發生災難災民要等上面派人來賑災,什么糧食金錢之類的,現在中國成立民生部了,災民便有了求助的地方。你孫立文不是提倡“民族,民權,民生”嗎?
這讓孫立文一個頭三個大,災民救治不力,百姓們便大罵民生部的民黨官員,很多人懷疑是民黨自己貪墨了災民救助款,要求嚴懲民生部。
先是和孫立文想象的不一樣,在他的想象中,民生部應該是管理保障人民最基本土地資金權力的維護部門,人民提到民生部就想看到了救星一般。可現在呢,提到民生部人們就會說:“那些民黨的貪污犯又搶走了災民的糧食。”因此在民黨與北方派系停止爭斗指揮,孫立文所代表的的民黨真正處理內政的時候,遇到了這樣那樣難以克服的困難,也讓民黨之人第一時間意識到,爭權奪利容易,治理國家困難。
王茂如將《壬戌年國防白皮書》制成兩分,同樣一份真一份假,真的留在自己手中,假的封存檔案。孫立文什么都沒看,就看了最后一頁上國防軍預算兩億伍仟伍佰萬銀元(國防軍體系自己解決七仟伍佰萬,國家財政部只需提供一億八千萬)便苦著臉,與王茂如商議減少軍費,王茂如苦笑道:“國防之重重于泰山,豈能削減,士兵們吃不飽槍里沒子彈,怎么打仗怎么保衛國家?”
孫立文說道:“國防預算中關于整編軍人安置的資金是否太多?”
王茂如道:“這些人都要拖家帶口移民到西域去,我只覺得少了,而不覺得多了。”
孫立文知道王茂如若是把這份白皮書交給財政部,那財政總長方宏信必定會毫不猶豫地將所有中央資金全部投入到國防軍中,那今年他這個大總統除了在辦公室領薪水之外,便真的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于是孫立文與王茂如仔細討論,并一一反駁,最終成功地將國防預算減小到四億元。
孫立文苦道:“一億八千萬億銀元,去年中央財政收入才四點一億啊。”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歲入是民國前十年最多的一年,但也僅僅只有七千萬,而全國財政支出高達兩億,為此袁世凱不得不向外國銀行舉債,這也開創了中閥向外國舉債的先例。但民國初年國家也僅僅是名義上的統一,實際收入僅有交通部的鐵路、全國的鹽稅、國家銀行交通銀行的放貸、郵電的費用、股份公司的印花稅、貨幣統一發放的損耗費等。而袁世凱政府的財政支出有八處,其一庚子條約賠款,其二馬關條約賠款,其三軍費,其四裁撤軍隊費用,其五賑災,其六政府支出,其七各地國家建設支出,其八皇室優撫。以至于到了最后,袁世凱留給政府人員發工資的錢才兩百萬銀元而已。
民國初年的財政還是整個民國十年中財政最好的一年,這種窘迫的財政體系一直到國防軍入住執掌財政部才好轉起來,國防軍的經濟策劃說白了就是獨裁經濟和計劃經濟制度二者合一,這種制度有利有弊,但統一之時這種強硬的經濟制度也給政府帶來了極大的好處。
其實從今年(民國十一年)開始,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開始好轉起來,去年的時候tongguo了一系列的稅務改革法案,民黨中人也有很多經濟學家,其中最重要的刺激經濟的法案有六個,全部得到tongguo。分別是《鹽稅改革法》、《關稅改革法》、《田賦改革法》、《個人所得稅征收辦法》、《營業牌照稅法》、《印花稅改革法》。這六個法案的tongguo,將使得民國十一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翻兩番。但是仍然不能做到收支平衡,僅僅國防部的財政支出,就要占中央財政的一半以上。同時,人民幣銀元的大規模流通帶來了一個壞處,那就是貨幣開始了對內貶值,對外升值。國內銀元差不多貶值了三分之一的,反而對外升值了三分之一,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無戰事后國內經濟蓬勃發展,需要大量貨幣支持,華夏民族銀行開始不已白銀為本金增發。另一方面國際大環境導致其他國家國力衰弱,工廠紛紛倒閉,不得不依靠貨幣貶值來提高出口。對于百姓來講,他們發現手中的錢賣糧食少了,但是買外國產品便宜了一半還多,給中國工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其實今年的通貨膨脹已經有所影響了,只是國民對與統一的國家和安定的生活心存感激,反倒對通貨膨脹沒覺得那么嚴重。
通貨膨脹在全球開始彌漫,中國自然不能夠幸免于難,只是此時的中國正趕上了一個好時候,列強顧不得中國而忙于振興自己的經濟。
事實上一個統一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力絕對是世界前列的,當初日本攻擊大清帝國的時候是抱著賭博的心態,因為彼時日本的國力甚至是清國的三分之一而已。對于一個東方巨人來說,他走一步,那些侏儒需要走十步才追的上。民國一統之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國走入戰亂自己將自己毀滅的地步。而日本也意識到了中國統一的厲害,他們在南滿鐵路周圍也不再囂張了,開始變得小心翼翼。
中國的綜合國力排名,相信在民國十一年年尾,將重新回到世界前列前提必須是中國不能內亂,不能內戰。去年的財政收入已經數倍于民國初年,只要中國不亂,就算通貨膨脹,中國這種自給自足的國家也影響不大。反倒是日本美國英國這種工業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巨大。
于是王茂如又開始給孫立文樹立信心,將起了中國之發展優勢,別讓孫立文太悲觀太將眼前的困難放大。孫立文只是表面裝作悲傷,實則看到中國之經濟,那時遠超廣東革命政府百倍之收入,早就心中樂開了花了。怪不得當初北伐怎么總打不贏,看看此時政府收入,幾個億啊,當初廣東革命政府一年能有幾百萬收入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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