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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鈔票是政府的一項重要稅種，叫鑄幣稅，也是一個最為強悍的稅種，政府印了票子就是自己花，印太多了鈔票自然就會貶值，等于是變相的從老百姓口袋里掏錢。
印鈔票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為了適應生產總值的增加，從而增發的貨幣，這樣的增發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同時可以防止貨幣緊縮。
另一方面則是鑄幣稅，在增印鈔票的同時，向民眾收取一定比率的稅收，一般來說這種鑄幣稅都維持在GDP的12之間。
后世電視新聞上給人們算稅收，唯獨不算鑄幣稅，另外說歐美國家的稅收占人民收入的40，結果得出的結論就是人民稅收低，天朝很幸福，而食品自2008年到2011年上漲了近兩倍多。其鑄幣稅具體到了多少，一般民眾難以獲悉。
正如同如凱恩斯（Keynes）所說，“在別無他法時，一個政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生存下去。”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抗日期間也就是狂印鈔票，那種貶值神話，和蘇聯解體時期的盧布差不多了，當然那是的國民政府確實已經到了別無他法的程度。
夏鈞目前的財政狀況較好，不過依舊缺失了鑄幣稅這個重要稅種，目前福建使用的貨幣比較紊亂，有福建鑄造的銀元，也有外省銀元流通，甚至有許多外國貨幣流通。
一個國家自己不印貨幣和使用他國貨幣，等于是將鑄幣稅拱手讓人，因此發行鈔票是夏鈞必須做的，也是急切要做的。
發行鈔票首先要成立中央銀行，夏鈞決定親任中央銀行行長，李盛國的華東銀行是私人銀行，不算為國有，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
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分為1、2、5、10、100元五種面額，1元換取1銀元，而1元以下面額的輔幣，則交由教育部發行。
撥給教育部的那4000萬銀元遠遠還不能滿足教育上的投入，因此夏鈞決定用鑄幣稅來補貼教育部，教育部發行的輔幣將與中央銀行發行的數量呈現1：10的比例，即中央銀行發行100元，教育部發行10元。
鈔票的圖案方面，夏鈞決定將自己的頭像印到鈔票上去，1元、2元、5元、10元、100元全印上他的頭像，背面則用長城圖案，同時印上復興黨的標志，第一套紙幣的設計顯即顯得精美，又顯得單一，因為主貨不管面額大小，用的都是同一圖案，不過在防偽技術上卻毫不含糊。
首先用上的是雕制刻板，這是用人工雕刻而成的，就算是原作者也很難再雕出一個一模一樣的出來。
第二，采用用計算機創作的版紋，應用特制的彩色電子制圖和出版軟件可以制作特別復雜、細微、精致、高分辨率的印品花飾圖案和底紋。這種用計算機輔助設計系統制作的非常復雜的花飾圖案和底紋較難復制，如十分復雜的團花，任意的幾何圖形，單線、復合或扭索封閉式的花邊、團花等圖形，還可使圖文扭曲、變形，或做成四方連、同心圓、凹版式、平線浮雕。曲線浮雕、多色浮雕。多色單嵌式浮雕等。團花還可嵌入文字，底紋圖形也可移行漸變，總之，可以任憑個人豐富的想象力，創作出空前的難以仿制的圖形，還可以以此作為票、證、卡以及各種紙張、包裝物的底紋。
上述這兩種防偽技術，在后世基本上沒什么用了，由于照相制版、光掃描、激光雕刻、電子計算機控制的機床雕刻和光敏制章以及高保真彩色復印機等技術的出現，使仿制雕刻圖像、印章和用計算機創作的版紋變得輕而易舉，而且復制得十分逼真，成為這兩種防偽方法的一大困惑。不過這個年代卻沒有這些技術，所以這兩種技術具備很高的防偽能力。
第三，采用凹版印刷，凹版的圖大低于印版的版面，而且凹下的版紋還有深淺之分，以此表現圖文的高低、吸附油墨的厚薄，故印出的圖案可成三維圖像，立體感強，用手觸摸有凹凸感。這種技術在19世紀末已經出現，所以夏鈞用的是更先進的多色凹印技術。
第四，采用黑白水印，這是比單純的水印技術更復雜的技術，紙幣在對光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個夏鈞頭像的水印。
第五，采用縮微印刷技術，把只能在放大鏡下看到的極其微小的文字印在肉眼看似一條實線或虛線上，當然，縮微文字也可印在組成圖案的線條上、線條間或點上。縮微印刷既可用于一般票證，也可用于鈔票或護照紙張的安全線上，以綜合防偽。夏鈞在他頭像衣領的位置印上了‘華東中央銀行’的字眼，同時在右下角印上一行‘吾等炎黃子孫，皆應奮起拼搏，復興中華偉業’的字眼，而左下角再印一行‘凡我中華公民，皆享有自由權利’。
第五，采用隱形圖像技術，利用機雕制版線條深淺的多變性，印出的圖案粗看是一種圖形，細看還隱藏著另外一種或多種圖像，這些圖形用肉眼觀察時易產生錯覺；用照相制版或激光照排仿制時，發生變形、模糊不清，使某些特征丟失。
在應用了這五種防偽技術后，‘復興幣’的防偽技術絕對是當代最尖端的，同時夏鈞采用一種特制的鈔票紙，這種鈔票紙摸上去細膩、挺括，質感極強，防水性較好，柔韌性較高，適合凹版印刷。
就在夏鈞忙著印鈔票的時候，中國各省此時也是風云突變，江西、江蘇、廣東、貴州、湖南、云南等省相繼宣告獨立，入川的湖北新軍在途中反正，四川隨后也宣告和平獨立。
這些省份的獨立，其主要力量是地方勢力，這些地方勢力對于滿族并無忠誠，但看到湖北革命軍起義成功，福建自治政府起義成功，紛紛也開始跟著獨立。
其中福建自治政府起義后成立華東臨時政府，這讓清廷最為恐慌，一個盡的催促袁世凱盡快平叛。
袁世凱對于華東臨時政府也甚是忌憚，不過華東臨時政府與他有所聯系，并且許諾他只要推翻滿清政府，就推舉他為民國大總統。
這讓袁世凱感覺到自己沒有了第二條路線可以選擇，因為人家已經把路子給你畫出來了，不按照華東臨時政府的意思去做的話，華東臨時政府將不會再支持他袁世凱，而袁世凱深知華東臨時政府的力量，華東臨時政府之前敢和日本叫板，自然是有所依仗的。
而革命黨人則對復興黨抱有敵意，因為復興黨強行攻占上海，陳其美等人開始在報紙上痛斥華東臨時政府殘殺革命黨人。
上海各大報紙此時已經到處充斥著要華東臨時政府滾出上海的言論，夏鈞在建安不為所動，到手的地盤豈能拱手讓出，至于輿論上的壓力，他基本上置之不理，他們愛鬧就隨他們鬧去吧！反正自己把內部團結好了，還怕他們鬧不成，因此只是在《復興報》上進行反擊，主要是防止黨內人士的誤解。
同時江西南昌方面也有了新的動作，剛被推舉為江西都督的吳介璋由于過于敦厚，不能用鐵腕，駕馭不住局面，以致人心浮動，城內形勢極為混亂，更不用說萍鄉、贛州等地的軍分府。
不久，駐扎在九江的前混成協53標“洪門會”會員植黨營私，發動內江，倡言“江蘇人不宜為江西都督”，推53標標統馬琉寶取代。吳介璋孤掌難鳴，被迫離開南昌回到常州隱居，吳介璋任江西都督僅9日。
新上臺的53標標統馬琉寶很快將萍鄉、贛州等地的軍分府取消，最后一個目標就是夏鈞吞掉的江西地盤了。
各省打著革命的旗號，而爭權奪利卻是不斷的發生，這邊江西都督開始盯上華東臨時政府時，那邊湖南在10月31日發生兵變，焦達峰等人被立憲派謀殺，譚延闿繼任湖南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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