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軍不肯放棄，作為預備隊的第311步兵師和第503坦克營（14輛坦克）加入戰斗。第九:反復攻擊之下，德第132步兵師也支撐不住了。
8月14至15日夜，蘇德聯軍實施了撤退。8月16日，第1步兵師和第254步兵師替換下了殘破不堪的第132步兵師。經過這次激戰，華軍重創了12至14個俄國營，消滅了34輛坦克。幸存的德國士兵雖然身心俱疲，卻也感到中國人的攻勢只能到此為止了。
事實上，華軍在這一線的確已經元氣大傷，炮彈也基本耗盡。8月17日，華軍受命堅守占領地區。8月22日14時40分，傅孝安下令中止了戰役。從7月22日至8月22日，華軍純減員20890人，傷59047人。總傷亡近8萬。
蘇軍戰時統計顯示，從7月21日至8月20日，其第18集團軍損失了26443人。但該數據的準確性值得懷疑：根據中國東線外軍處的統計資料，從1943年7月2010月，蘇軍的野戰師由43個增加為54個。兵力卻從71萬下降為50萬1千。減少20萬以上！而北方集團軍群上報的7月21日至8月30日損失，卻只有48649人！
以近20萬人的損失。換取對方5萬精兵的傷亡。對1944年的蘇軍來說，的確是上算的買賣。雖然拿人命來換算效率，顯得很不道德，但斯大林顯然并不這么認為。在他看來，巨大的傷亡證明了蘇聯紅軍的英勇，當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茹科夫、茲多羅夫采夫、哈里東諾夫“蘇聯英雄”稱號，以表彰他們在空中撞擊中國轟炸機的英勇行為的命令在報上發表后，斯大林給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打電話說：
“要更廣泛地宣傳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應當記住列寧的呼吁書：‘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中國惡棍是可以擊敗，也應當擊敗的！”他不等回答就掛了電話。
是的。應當從精神上激勵人們。報告和報刊每天都介紹千千萬萬的士兵、指揮員和政工人員不惜犧牲、為每一道防線而戰斗的事跡…
除了純粹的軍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來處理經濟問題和組織問題。最近幾天，他同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寧格勒黨組織提出的關于建立民兵師的問題。斯大林當時還不曾料到，這項倡議會變成一股強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時竟然能組成將近60個民兵師、200個團，它們在以后的戰爭中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9月4日，沃茲涅先斯基和米高揚呈報了國防委員會“關于制定保證國防需要的軍事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斯大林幾乎看也不看就簽了字，因為接待室里擠滿了等候接見的軍人。而他只能指望從各條戰線傳來越來越壞的消息。沃茲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報告說，8月30日蘇聯人民委員會批準了總動員國民經濟計劃，規定在最短期限內將經濟轉入戰時軌道。在沃茲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員會主席什維爾尼克晉見過斯大林，報告了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關于人員和貴重物資的撤運和安置順序”決議的執行情況。按照計劃，首先撤往西部的只是鄰近國境線的企業。但是僅僅過了幾天，軍事上的失利就迫使他們徹底重新安排。當時誰也不曾想到。在極短的時間內能運走而且很快投產1523個工業企業，其中包括1360個國防工廠。對這個事實無論作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分。只是由于蘇聯人民發揚難以置信的、近似奇跡的自我犧牲精神，全力以赴，整個龐大的工業才得以向西遷移了幾千公里，而且很快就開始恢復蒙受了損失的軍用武器庫。盡管進行了大遷移，而且常常遭到轟炸，國防工業在1944年仍然生產了6000架作戰飛機、3500輛坦克、近8000門大炮和迫擊炮。
…用一個半小時接見軍人之后，斯大林又回過頭來處理黨和國家的事情，他簽署了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1170家重工業軍用大廠的黨委書記的名單。斯大林給馬林科夫寫了一張便箋：“我建議考慮一下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政治部中也建立這種制度。”
“今天我們通過了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建立幾千個政治部的決定。由于大片國土淪陷及勞動力上前線，農業擔負了保證軍隊和全國糧食供應的艱巨任務。”
把所有能夠設想的最高職務集于一身的人幾乎每一天都是這樣度過的。戰爭進一步確立了他絕對獨裁者的地位。
鐵道人民委員伊弗科瓦廖夫這樣寫道：“我記得。有一次讓我去克里姆林宮開會，當時我是軍運局長。我一看，來的人有鐵路干部、軍人，還有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參加會的還有卡岡諾維奇和貝利亞，貝利亞有一段時期負責運輸工作。斯大林進來了。大家都站起身來。他開門見山地說：國防委員會決定成立運輸委員會。我建議選舉斯大林同志擔任委員會主席…他自己是這么說的。這次會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記住了這次會上的一句話：‘運輸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前方的事情掌握在運輸手里。請大家記住：不執行國防委員會的指令就送交軍事法庭。’他的嗓門不高，說話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發麻…”
“戰爭期間。我有幾十次、甚至是幾百次向最高統帥報告向前線的某個地區發送了多少列車。關于個別列車（裝運特別重要的物資）的情況，我有時按斯大林的指示，每兩小時向他報告一次。有一次，我‘丟失’了一趟列車。我說，列車在某個站上…可是站上沒有這趟列車…斯大林大發雷霆：‘將軍，你要是找不到這趟列車，就降為列兵，派你上前線！’我知道這個威脅不是說說而已。莫斯克溫少將就曾被斯大林下令革職，降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線。”
“波斯克烈貝舍夫見我面色煞白，又補充了一句：‘小心點。別自討苦吃。主人正在火氣頭上…’”
“我去向斯大林匯報的時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我當時暗自思量，這些人只能礙事。他們從來也不提什么問題。只是坐著聽我報告，不時記下點東西。斯大林卻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電話，簽署文件，把波斯克烈貝舍夫叫來，讓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們卻一直坐著。一會兒看看斯大林，一會兒看看進來的人…我見到這種情景總有幾十次…看來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場。也許是為了執行可能交辦的任務。也許是為了有個歷史的見證人…卡岡諾維奇通常是不在場的：他一天要工作18個小時。又是罵人，又是高聲吼叫，又是威脅。卡岡諾維奇既不憐惜自己，也不憐惜別人。不過，我沒有見過他像其余三個人那樣。在斯大林那兒坐著。斯大林打電話的時候，我發現他常常是三言兩語就掛上電話。他自己說話很簡練，要求報告人也簡短明了。向他匯報要確鑿，不能只說個大概齊；他會馬上陰郁地壓低了聲音說：‘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
“每次我到斯大林那兒去都提心吊膽。總是碰上不知該怎樣回答的問題。他老是干巴巴的，讓人望而生畏。他從來不說‘您好’，只是輕輕地點點頭。匯報完了，沒有問題就趕快走，這才松了一口氣。越快走越好！波斯克烈貝舍夫也老是這樣囑咐我。我發現，斯大林以他的權力、記憶力和智慧仿佛使每個人都感到壓抑、誠惶誠恐…到他那兒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實際價值更渺小…”
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貫穿到了整個蘇聯國家機器當中。盡管是在戰爭時期，也只有為數極少的人膽敢同他爭論。維護自己的觀點。他確實用自己的權力壓制了所有的人。幸好戰爭時期在斯大林身邊有一些杰出的將領，他們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為斯大林所采納并得到他贊許的種種建議。
如果拿出戰爭爆發后的頭半年中的任何一天來看一下最高統帥的工作時間，那么他在辦公室里、在辦公桌旁一天要度過16至18小時。不過，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干的。很大一部分時間用于軍事問題。而波斯克烈貝舍夫居然還能找到“空檔”，使斯大林不僅接見了負責國家事務的具體部門的各個政治局委員。而且接見了人民委員、設計師，甚至是大工廠的廠長。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適應了最高統帥的角色的。戰爭的最初幾個月里。他常常糾纏在一些名符其實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槍的分配問題，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溝發出指示，審查新聞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營發給空軍的一份文件送到譯電科，在那里被擱置了8小時15分鐘。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擬一份國防人民委員的命令，宣布對伊萬諾夫上校和克拉斯諾夫上尉加以懲處，他們倆被開除出總參謀部。斯大林在簽署這份命令時，還寫了一個批示：
“華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兩同志：請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及空軍司令員——各自就自己所屬——整頓一下譯電工作。約斯大林。1944年8月25日。”
這件事發生在可怕而炎熱的8月份，而當時各個戰場上正在決定不知多么重要的問題！這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在支配著斯大林：一切問題都要親自抓、親自解決。一個人代替大家來做決定。
斯大林逐漸卷進了戰爭的殘酷節奏。不過暫時多半還只是作為批準或否決總參謀部建議的人。他始終試圖找到能夠影響局勢的某些新杠桿。所以他簽署了關于加強空軍反坦克作戰的指示。在聽取了關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報告之后。斯大林堅持由大本營就這個問題給各部隊發出一份專門指示：“應向現役部隊全體指揮員、政工人員及士兵講清楚，在戰場上丟失武器是最嚴重的違背軍人誓詞，犯這類過失的人應受戰時法律懲處。應增加編制內的武器收集隊的人數，并責成其負責收集戰場上遺留的所有武器…”
戰場上的現實本身很快就會校正蘇維埃最高統帥的工作程序、風格和方法。
入夜時分，北京，居仁堂，華夏聯邦大總統府。
“怎么還不休息…”黃韻芝看著楊朔銘還坐在燈下看著什么，不由得出言提醒道。
“我呆一會兒再睡。”楊朔銘沖她擺了擺手。
黃韻芝來到了他的身邊，看到楊朔銘手中的文件似乎是一份判決書，不由得很是驚訝。當她看清了上面有東方白的名字時，臉色不由得一變。
“白兒他怎么了？”她問道。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他犯了錯。也是一樣。”楊朔銘嘆了口氣，將手中的判決書交給了她，“雖然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功勞是功勞，不能這么抵消。”
黃韻芝不明白楊朔銘在說什么，她接過判決書，仔細的看了起來。
“以華夏聯盟的名義，由集團軍級軍法官梅汝楠、師級軍法官包世勛和黃德賓組成的華夏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在書記員、軍法官馬強參與下于1944年7月7日在北京市秘密審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1東方白，1913年生。原任裝甲教導師師長，陸軍上將；
2胡璉，1907年生，原裝甲教導師第1裝甲旅旅長，陸軍中將；，
上述兩人被控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63至2條及第76條規定的罪行；
3余程萬，1902年生，原第11機械化步兵軍軍長，陸軍中將；
4杜玉明，1904年生。原第17裝甲師師長，陸軍中將；
上述兩人被控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180條第2款規定的罪行…
被告東方白和胡璉是斯維爾德洛夫戰役的參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裝甲教導集群指揮官的職位，后者利用該旅旅長的職位，出于立功的目的。不按戰役計劃行事，使所屬指揮人員陷入到了意外的危險戰斗中。破壞了對部隊的指揮，不戰而向敵人投降，從而使我軍的戰斗力受到重大損失…”
接下去全是這個調子；黃韻芝跳過了這些頁碼，只是讀了最后一頁：
“因此確認東方白和胡璉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63—2條及第76條所規定的罪行；余程萬和杜玉明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180條第2款所規定的罪行。華夏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根據上述事實及華夏聯邦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及第320條，判決如下：
1東方白2胡璉3余程萬4杜玉明 剝奪東方白的陸軍上將將軍銜，剝奪其余三人的陸軍中將軍銜，全體四人降為陸軍少將，判處全體四人有期徒刑十一年，戰后執刑，刑前發往軍前效力…本判決系終審判決，不準上訴。”
“白兒這孩子…唉…”黃韻芝輕輕將判決書放到了桌上，“他們也是一心為國，想要早些結束這場戰爭…這判決對他們幾個來說，未免有些重了吧…”
“法有定刑，不是重不重的問題，而是不能允許這樣的事再在軍中發生。”楊朔銘說道，“要是人人都象他們這樣，以下克上，不守軍紀，這場戰爭，咱們不用打，就已經輸了。”
聽到楊朔銘的話說得重，黃韻芝沒有再敢和他爭辯。
“你打算怎么處理他們？”黃韻芝有些擔心的問道，“軍前效力，不是要把他們當成普通士兵送上前線吧？”
“他們倒是請求把他們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線：他們將用自己的鮮血來證明自己對祖國和軍人義務的忠誠。他們請求法庭相信：發生的種種事情都是由于極端不利的處境。他們并不否認自己的罪責。他們會在戰斗中贖罪。”楊朔銘讓愛妻的這一句話給逗笑了，“我雖然老了，還沒糊涂到這個份上。就打咱們中國厲害的將軍多，也沒這么個浪費法兒啊。”
“那你想怎么辦？”黃韻芝也笑了起來。
“他們四個都是富有作戰經驗的年輕將領。這一次他們弄出這么大的事，最高統帥部決定解散裝甲教導集群，將其分散到新招募的部隊當中，重新整編。我打算讓他們在新部隊當中主持訓練工作，等時機成熟，再讓他們重返戰場，一顯身手。”楊朔銘說出了自己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