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三百四十一）通往滅亡之路（三百四十一）通往滅亡之路 在中國政fǔ的大力號召下，中國各階層人民積極響應，表現出了罕見的凝聚力，。#百度搜（）閱讀本書#上海總商業協會隨即決定，“購辦面粉一萬包，米三千包”，并墊付611萬銀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面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由于他們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當天，滿載著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只。
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莊德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醫療救護隊及藥品器械，于9月8日乘船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為了救助日本災民，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余叔巖、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銀元。“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臺”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為日本災民募集款項物資。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銀元購買米面30000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省長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在段祺瑞發起成立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云鵬、曹銳、曹汝霖、鮑貴卿等出席并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個人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省長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省長韓國鈞、直隸省長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省長呂調元、浙江省長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及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就達到44萬元以上。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煙葉、菜籽、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中國的商人、畫家同時也是上海佛教領袖的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石、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種生活急需品裝船運往日本，這是來自日本國外的首批救災物資，日本民眾對此極為感激，將王一亭稱為“王菩薩”。中國人民在這次日本震災中所表現出的純潔的道德感和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精神，一時為世界各國廣為稱頌。
但是隨后在日本發生的事，卻大大的挫傷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地震次日，日本即宣布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從9月2日下午開始，在日本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使用刀劍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而在這場大屠殺過程中，日本人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事后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朝鮮人有上萬人，而華人被屠殺者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難）、負傷83人（事后一些人因傷重去世）。
當時中國國內的報刊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北華日報》如下載道：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fù，恣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bāng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神戶高商學堂）、沈誦填（高師）、蔡經德（高工）、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并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后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栗。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恒易受感情之沖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愿為工人們出一些力。中國人是沒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日本某官長斬了。他騎來的半新舊自行車，被日軍作為戰利品占用著…”
在日華人及朝鮮人遭遇野蠻屠殺的情況見報后，中國國內的輿論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熱潮一變而為抗議日本屠殺華工的怒潮。中國民眾紛紛指責日本“仁義道德淪亡殆盡。吾人本恤憐之義，集資以濟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橫殺，以德報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當速提抗議，懲辦惡兇，賠償損失。”
上海《晨報》社論說：“日本震災，我國表其深摯同情，力盡救恤之義，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兩國關系，促進國民親善，乃日本于災震發生之際，對于華僑極為殘酷…吾人對于日本震災，雖具有同情，而對于虐殺則不能不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fǔ若不亟謀謝恤之法，則中日間感情將因此而愈難改善矣。”
中國駐日本公使陸宗輿、新任中國駐神戶代辦施履本在得到消息后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了嚴重抗議，全國不少團體紛紛要求日本方面懲兇、撫恤等。日本方面接到抗議書后，對此先是矢口否認，隨即承認這只是誤殺：“震災發生之時，韓民暴動隨處發生糾紛，致華人誤被殺傷殊屬不少”，“地震時韓人暴動，群情憤激，誤傷華人”，“如此多數人之被害，在常識上難于置信，且其原因，又為震災、水災等不可抗力，誠屬無可如何之事。”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隨即照會日本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對日本虐殺華工之事，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公布暴行、撫恤難僑，并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隨后派專使王正廷、劉彥、沈其昌等赴日調查。面對中國人民洶涌的抗議浪潮，日本政fǔ迫于中國方面的壓力，不得不做出“道歉”、“懲兇”、“賠償”等項決議，“收捕行兇軍警二十二人，首犯九人處死刑，余等判有期徒刑十年至數月不等”，賠償死難華工撫恤金共計60萬日元。
關東大地震被后人稱為“影響歷史的大地震”，因為它對亞洲未來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援助日本的熱潮剛剛興起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曾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本人的災難，實在是日本人夢想不到的事，日本各界無不大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但在10月6日，該報又發表社論《震災對于中國之影響》，提醒日本政fǔ和民眾：“由中國人心里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于日本。”即指出日人屠殺在日華人事件對兩國關系的惡劣影響。正如同日本國內的一些有識之士擔心的那樣，“此次震災華人積極救助日本，本為日華兩國關系回暖之最佳契機，然災后日華關系非擔并無改善，此后更趨惡劣緊張，日本政fǔ對此應做全面、深刻、徹底之反思。”
而由于在災后日本大肆屠殺朝鮮人，在日之朝鮮人共近萬人死難，激起了朝鮮人的普遍憤怒，由中國托管之北部朝鮮各地均爆發了大規模的集會抗議和示威游行，而仍由日本占據之南部朝鮮則發生了武裝暴動，隨后朝鮮民眾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復國運動”，最終導致中國政fǔ迫于朝鮮民眾要求中國幫助朝鮮復國的壓力，在托管五年后不顧日本方面的反對，提前結束了對朝鮮北部地區的委任統治，以平壤為國都成立了“朝鮮共和國”。此后朝鮮便成了“日本帝國身上一直流血的傷口”，致使日本為了保住朝鮮南部牽扯了大量的精力，并成為了日后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的導火索之一。
關東大地震對日本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在這場日本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中，日本人共計死亡99331人，下落不明43476人，受傷103733人。房屋毀壞128266間，嚴重受損126233間，燒毀447128間，而地震后引發的大火，使東京燒失面積約38.3平方公里，東京85的房屋毀于一旦，橫濱燒失面積約9.5平方公里，96的房屋被夷為平地。地震又引發海嘯，最大浪高超過12米，海嘯卷走、沖毀的房屋也達到了868所，日本海軍在海嘯中損失巨大，包括“加賀”、“土佐”兩艘主力戰列艦及未完工的“天城”號戰列巡洋艦、“那珂”號巡洋艦等多艘軍艦及大批商船毀毀損。直接財產損失則高達300億美元。
關東大地震的發生使日本兩百年以來的江戶文化瞬間化為灰燼。日本人由此大感國土之狹小，國土自然災害頻發，因此想要對外“開拓生存空間”。此后日本專注于西伯利亞東部地區的開發，日本先后在其所占據的西伯利亞東部地區建立了大量的移民村，使大批日本人遷移到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資源的開發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使日本的軍事實力大大的增強，侵略野心也急劇膨脹。在試圖重新吞并朝鮮的同時，日本仍然和以前一樣，主要目光瞄在了近鄰中國身上。關東大地震后，日本為緩和國內壓力，彌補國內的資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華策略，“玉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成為了日本的國策，關東大地震使日本國內陷入困境的同時，也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腳步，而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但此時的日本，無論是“準天皇”裕仁，還是鄉下的農民，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一步步的走向地獄。
處理完公文的裕仁感到了深深的倦意，他離開辦公室回到了自己的臥室里，宮廷女侍服侍他躺下，但不知怎么，裕仁雖然感到疲乏，但卻沒有絲毫的睡意，這讓他感到有些難受。
此時的裕仁，腦海中不知怎么浮現出了在地震海嘯當中觸礁沉沒的“加賀”號和“土佐”號戰列艦來。
對于這兩艘戰列艦，他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在第三次英日同盟到期之前，1921年3月3日，即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半年多，20歲的日本皇太子攝政宮裕仁親王乘坐新建成不久的“加賀”號戰列艦，在“土佐”號戰列艦的護衛下從橫濱出發，前往英國訪問，謀求將“英日同盟”延續下去。這次出行也是為他回國以后繼承天皇之位作的鋪墊和準備。
作為裕仁第一次出國訪問所乘座的“御召艦”，“加賀”號和護衛的“土佐”號此行也有向英國展示實力的意思在里面。只可惜的是，這兩艘新式戰列艦歸國后還不到兩年，便在關東大地震引發的海嘯中香消玉殞了。
現在回想起乘艦出海訪問的那段經歷，裕仁便感覺到似乎那時便有種種征兆在預示著什么。
裕仁的艦隊一路途經香港、新加坡、科倫坡、亞丁、蘇伊士、塞得港、馬耳他、直布羅陀等地，全都是大英帝國最主要的海軍基地，在這些地方，他受到了英國殖民地政fǔ和海軍部熱情的歡迎。
經過75天的航行，裕仁艦隊抵達了英國的樸次茅斯軍港，英國政fǔ以隆重的儀式歡迎裕仁的到來，威爾士親王前往軍港迎接，英王喬治五世親自前往倫敦的維多利亞車站歡迎裕仁，并與其同乘華麗的宮廷馬車前往白金漢宮。裕仁以喬治五世私人客人的身份在白金漢宮住了3天，與其相處甚歡，隨后又以英國國賓的身份在切斯特菲爾德大廈住了8天，參加各種歡迎儀式，參觀名勝，并與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舉行會談，商討“英日同盟”的前途問題，但會談結果并不理想。
“英日同盟”難以繼續下去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國對于“英日同盟”這一日本在亞洲擴張的支柱的切齒痛恨，拆散該同盟一直是美國孜孜以求的目標。而美國之所以選擇中國為伙伴的主要目的，主要也是針對英日同盟來的。早在1907年，美國便試圖和中德結盟，以對抗“英日同盟”，結果被日本暗中破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上，美國再一次試圖拆散“英日同盟”的失敗使得它感到更有必要必須打破這一在遠東與日本競爭的重要障礙。其次，對美國更危險的是，“英日同盟”規定兩國間“不相互宣戰或敵視”，在其原來針對的目標沙皇俄國和德意志帝國已經不復存在的情況下，“英日同盟”的繼續存在顯然就是針對美國的。
巴黎和會之后，美國開始對英國施加更大的壓力，要求英國廢除英日同盟。在裕仁訪問英國期間，美國國務卿休斯便警告英國駐美大使格迪斯，稱“‘英日同盟’會繼續助長日本在遠東進一步擴張的野心，而且任何美國反對日本謀求新優勢的行動都會導致美英之間的沖突。”而英國本身也不愿意日本利用這個對英國來說早已失去了意義的同盟，在遠東繼續擴張其勢力。格迪斯甚至在《泰晤士報》上撰文指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英日同盟’使日本有恃無恐、肆行攻取…然而日本在中國擴展勢力，不僅有害于美國，而且也不利于英國，英美對華政策以及對于日本在華擴張之對策，實無不同…”此時“英日同盟”已經成為處理美英關系的嚴重障礙和影響遠東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美日之間關系日趨緊張的情況下，英國更不愿意為了日本而與美國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