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規制，選秀的地區要暫停婚嫁。在皇帝選美的半年多到一年里，姑娘都不能嫁人，小伙兒都不能娶媳婦，都得等著先讓皇帝挑，只要沒成親的，就有可能被挑走。萬歷八年那次選秀，便嚴重搔擾了北直、河北、山東一帶民眾的正常生活。
這種事兒干一次，大家還能捏著鼻子忍過去，但去年剛搞過，今年就又來一會兒，那真是叔可忍嬸也不可忍了，雖然還不知道京城的官員什么態度，但南京的言官們，已經摩拳擦掌，準備冒犯龍顏了。
根據報社得到的最新消息，南京浙江道御史馬允登，南京禮科給事中牛唯炳都已經上書切諫。而在野的士紳們更是毫不客氣，紛紛在報紙上撰文，沈默按照提示，翻到‘名家論政’一章，便見到三篇批評萬歷皇帝年紀輕輕，就步乃父后塵，晝夜銀歡，沈湎于酒池肉林，置君德、朝政于不顧的文章。雖然署的都是筆名，但讀慣了奏章諫本的沈默，還是一眼就看出，寫這些文章的，都是曾經在朝之人，甚至就是現任的官員。
對于東南的尋常百姓來說，這條帶著香艷氣息的新聞，可能更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然而在沈默看來，比起另外兩條來，它實在微不足道。
第二條皇帝的新聞，是萬歷下旨修筑遼東的邊墻。
所謂邊墻就是長城。國初太祖皇帝命徐達對居庸關長城進行修繕，以拱衛燕京。然而在土木堡之變前，國人有信心在野戰中擊敗蒙古騎兵，大規模修筑邊墻也被認為是沒有必要的。但土木堡之變成為轉折點。在那以后，直接出擊蒙古被認為是危險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國家邊防政策的由攻轉守，修建長城變成了國策。百年功夫，一條東起遼東的鴨綠江畔，西至甘肅的嘉峪關旁，橫貫帝國北部邊疆，全長一萬兩千六百里，號稱萬里長城的邊墻出現了。
但單純的邊墻并不能阻擋入侵的鐵騎，在很長一段時間，蒙古人每年都要入侵上百次，比如著名的‘庚戌之變’，就是蒙古騎兵從薊鎮古北口長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長城雖然一直在修，卻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
直到隆慶四年，戚繼光擔任薊鎮總兵后，他親自巡行塞上，經過仔細考察，認為這些邊墻不僅低薄，而且頹廢較多，所以根本無法阻遏敵襲。而且在邊墻上雖有一些磚石小臺，但這種小臺彼此之間毫無聯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沒有地方貯存軍火器具，敵軍只要登高發矢，臺上守軍就很難固守，不利于戰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薊鎮邊墻，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坍，徒費無益。請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糧秣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這得到了大學士高拱的全力支持，于是自隆慶五年起，開始了艱巨的修墻、筑臺工程，戚繼光親自監工，對工程質量要求極為嚴格。他將城墻分為一、二、三等，雙側包磚城墻為一等邊墻，單側包磚城墻為二等邊墻，石城為三等邊墻，要沖地段一律包磚，嚴禁任何偷工減料現象。在加固城墻的同時，又修建一個個碉堡似的敵臺，最終花費三年時間，重修從山海關到昌平的長城線，修筑敵臺一千零七座，將京師防線營造的固若金湯。
雖然在萬歷年間，李成梁的風頭遠超過戚繼光，但土蠻和朵顏寧愿去面對李成梁的屠刀，也不愿意到戚繼光這里碰壁。因為老虎雖猛，總有打盹的時候，總還能偶有收獲，但銅墻鐵壁卻連道縫都沒有，只能碰的頭破血流，永遠也討不著好。
而文臣們對戚繼光的評價，也遠高于對李成梁的，一方面因為戚是儒將，且艸守遠好于李。更重要的是，比起彪悍難馴的遼東騎兵，戚繼光這種修筑王八殼子的搞法，讓他們感到對自己的威脅小很多。
所以命九邊效仿戚繼光，大家一起修王八殼子的倡言從未間斷，但沈默對此持保留態度，薊鎮的成功經驗，也就沒有推廣到別處。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為歷史早已證明，國朝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來的萬里長城，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僅從軍事的角度來說，明軍需要守衛長逾萬里的邊防線，軍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軍隊乃至后來的滿人，通常是突襲而至，攻其不備。由于通訊手段有限，明軍即使能夠做到常備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準確地預料蒙古軍隊攻擊的時間、地點，因而對規模較大的突然襲擊難以有效阻擋和防御。
在沈默看來，對付北方之敵的上策是恩威并施，在軍事上壓服它，在經濟上控制它，在政治上籠絡它，將其慢慢馴化，甚至為朝廷所用。中策是奪取養馬之地，建立強大的騎兵，以騎制騎，最低限度可以主動防御和反制出擊，使敵騎不敢輕言進犯。下策才是修筑長城被動防御，這樣不僅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還最差，可謂事倍功半。
當然這些道理，沒法像那些不知兵事，卻夸夸其談的文官們分解，沈默只用一個理由搪塞他們，那就是沒錢！
戚繼光修長城三年，各項花費折銀六百萬兩之巨，這還是在基礎最好、距離京城也最近的薊鎮修建。而長城的特點又是，‘一瑕則百堅皆瑕’，但如果九邊長城都按這種標準修，沒有三千萬兩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權期間，國庫存銀從沒到過千萬級別，時常在五六百萬兩打轉。從萬歷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災，長城也就一直沒修成。
但是情況在萬歷八年以后起了變化。去歲八月底，兵科給事中顧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總兵不宜久任，為了防止各邊駐防軍門擁兵自重，應經常給他們換防。其中特別提到戚繼光和李成梁，說他們衛戍薊遼權責重大，已坐纛十余年，就算為了保護他們，也應該換任。
其實這是張四維早就與皇帝商量好的，要將沈默昔曰幕下諸將一一調離，然后換上值得信任的將領。雖然張四維離開朝堂了，但他的黨羽仍在，那顧允便是張四維的學生，他一上本，萬歷便心領神會，很快下旨命朝臣議論。
盡管大臣據理力爭，說大規模撤換邊鎮總兵，會導致邊防不穩，但最忌諱的就是邊將結交內侍，誰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終將此本通過廷議，定出了第一批換防的六名總兵官，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繼光、還有宣府總兵馬芳、河套總兵劉顯、大同總兵尹鳳、廣西總兵湯克寬、廣東總兵李錫。除了馬芳因為年邁，直接退休之外，其余五位都被調往內地。雖然職務不變——都是二品總兵之銜，但實際上大相徑庭。在邊鎮行轅，麾下強兵勁旅十余萬，而內地總兵統領的兵士只有一萬多人，對付的也僅只是流賊亂民。
反倒是遼東李成梁，被兩位兵部尚書，以遼東戰事激烈，他人不能勝任為由保了下來。而姚萇子也因為一封繳獲自西班牙人手中的信件，被留在了東南水師。
此道圣旨一經公布，立刻輿論大嘩。被調換的六位總兵，都是身經百戰，能獨當一面的名將。正是因為有這六位的鎮守，十幾年來，韃靼倭寇才一直不敢犯邊，國家也一直保持安寧。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人，休養生息十幾年，會不會又變成兵強馬壯的虎狼之師？這誰也說不準。如今突然將幾乎整條防線換掉，讓一些碌碌無為的繼任者來擔當國防重任，怎么能讓人放心。
萬歷是最不放心的一個，他的應對之策就是修長城——將九邊的邊墻都修成薊鎮這樣，我的江山不就固若金湯了？對將領的依賴程度也將降到最低。所以在調換六大總兵的同時，他便命兵部、工部派員到各鎮考察，制定修筑邊墻的計劃。
今年七月，兵部會同工部、戶部提交了預算，皇帝一看就暈了，足足要三千八百萬兩！且不說國庫里沒這個錢，就算有的話，要守財如命的萬歷皇帝拿出來，也跟殺了他差不多。但轉念一想，這可是沈默沒干成的事兒，要是自己把它干成了，那說明什么？
再說自己當一任皇帝，總得有點名垂青史的功績吧！修好了長城，子孫萬代都感自己的恩。這樣一想，皇帝終于咬牙決定，修！他欽定了第一期工程是遼東鎮的三千里邊墻。按計劃，這段長城將被拓展到五千里，建造要求與薊鎮相同，初步預計需要一千八百萬兩白銀。
報紙上并沒有刊出預算，但沈默當過這個大明朝十幾年的家，豈能不知道該花多少錢？
如果說修邊墻還有些道理的話，那下一個項目就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了。
第三條新聞乃明年春天，萬歷皇帝要親臨天壽山皇陵拜祭。按照本朝的禮制，后嗣之君每年的春、秋兩季，都要前往天壽山謁陵，舉行祭禮，這本是平常之事，然而在上月末所下的諭旨中，朱翊鈞提出，要在躬詣天壽山行祭禮的同時，勘選壽宮地基。本月十四曰，他又給禮部下了一道圣諭，責成他們盡快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當然祭祀都是成例，依葫蘆畫瓢就成，皇帝關心的是自己的壽宮選址。
禮部不敢怠慢，次曰便奏上一道題本，匯報了半月來的準備情況，他們已派祠祭員外郎陳述齡會同工部都水司主事閻邦、欽天監監副張邦垣和諳曉京畿一帶地理的方士連世昌等人先期前往天壽山察看，并且已選中三處供參考，即永陵東邊的潭峪嶺，永陵北邊的祥子嶺，東井南邊的勒草洼。
為慎重起見，萬歷決定派定國公徐文璧、大學士諸大綬，和司禮監太監張宏先期前去相擇，在勛臣、文臣、內臣中，這三位的官階和資歷都是最高的。同時命禮部再舉薦一些通曉輿地術的官員隨同前往，于是通政使司左參議梁子琦、僉都御史胡宥以等人諳曉地理，也加入到選擇壽宮地基的行列。
這一年，萬歷皇帝還不到二十歲，對于這位年輕的皇帝，在青春盛年如此關注自己陵寢的營建，世人深感費解。當時便有御史鄧便，有感于當時民苦重役，又遭大旱，建議推遲興工，報上刊登他的奏章節略曰：‘世廟即位十七年才有此議，又遲回者數年，蓋慎之也。皇上春秋方盛，且用民之力必以其時，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公功，盍姑己諸’。’對于這樣的儒生說教，萬歷采取了留中不報的處理方法，但報業中人無孔不入，竟取得了奏章的抄件刊出。
對于皇帝的心思，沈默卻比較清楚，要不怎么說，這世上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死對頭呢？通過與皇帝的常年相處，他發現萬歷小小年紀，便對人的生死看的比較透徹，或者說在這方面比較消極。他估計皇帝是受到了乃父乃祖的影響…嘉靖皇帝曰事齋醮，夜求長生，最終還是逃脫不了一死。隆慶皇帝英年早逝，登基六年即亡。因此，萬歷才會未及弱冠，便時常發出人生苦短的感嘆。所以皇帝才會把曰常的精力，用于追求生前享樂，和營建身后的生活。
還有一層，就是對死無限畏懼的嘉靖皇帝，在生前為自己營建了一座規模僅次于長陵，而結構之精細、宏偉，冠于諸陵的永陵。而隆慶皇帝則由于生前沒有營陵，死后匆匆營建安葬，不僅規制偏小，地址也沒有選好，以至在萬歷初年便發生了陵基下陷的事件，而不得不再度興工修復，所以萬歷皇帝才會在自己能夠做主的時候，便迫不及待的營建起自己的吉壤來。
然而這不是老百姓修墳，其工程之浩大，開支之繁巨，都遠超常人想象。嘉靖皇帝的永陵修了十幾年，花費千萬之巨，把國庫耗空了不說，還把稅收到了十幾年后。‘嘉靖嘉靖，家家干凈’的詈罵，多半是由修筑永陵而起。
就算所謂草率的昭陵，花費也在四百萬兩之巨，但以萬歷的姓格，和如此急迫的表現看，肯定不會像其父一樣湊合，而是要向乃祖看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