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子曾經曰：“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總之一句話，它是整個權力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同一個概念…，江南經濟之發達，遠超全國其他省份，為國家輸血的能力，自然也高于其他地區，因此自唐以來，歷代統治者便對此地實行厚斂政策，本朝經濟名臣丘浚說過：“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雖然不免有夸大之言，但國家財政對江南的依賴性也可見一斑。
朝廷為確保重賦的如額征收，一方面規定出身江浙的官員不得任職戶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時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干之材為重賦區的地方長官。但無論官吏催科如何嚴厲，狡黠的豪紳地主總能千方百計逃避賦稅，詭寄錢糧，將負擔轉嫁到無地少地的貧困下戶頭上，甚至和貪胥墨吏勾結起來，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負擔。
因此國初對江南課以重稅后，僅僅百余年時間，江南一代的土地占有關系，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先課稅的主體“官田，…就是屬于國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種的土地，這種土地的稅額，向來是民田的兩到三倍…部分變成了稅負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則大都落在了貧民名下。至于富商名下的土地，則全都以民田登記。
更有大量的土地，被投獻到取得功名者的名下…江南文教昌盛，中舉人進士者多如牛毛，每次大比之后，許多縣便有上萬畝，甚至數萬畝耕地從納稅清單上隱去。但這樣一來，那些沒有辦法搗鬼的貧困下戶”就成了重賦的實際交納者。出現了，小戶要交大戶之稅”完課者日受鞭笞，逍賦者逍遙局外，的咄咄怪事。
而且盡管朝廷和地方官員，采取了一切措施橫征暴斂，但超過百姓供給能力的賦額，在百般敲錄之下，每年仍有大量的稅額拖欠下來，所以江南的逍賦現象十分嚴重，甚至從來就沒有交齊過。僅以蘇松二府為例，重賦甫定的洪武二年當年，就拖欠了幾十萬石。從永樂十三年到永樂十九年的短短七年中，二府就拖欠稅糧，不下數百萬石”緊接著的七年，拖欠亦不下數百萬石。
而后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蘇州一府累計逍賦高達八百萬石，一代名臣周忱巡撫江南，“閱籍大駭，。當時蘇州府每年應交納稅糧總額是二百七十七萬石，松江府歲征一百二十萬石，可每年實收稅糧額只是應納額的一半。故而當時有諺云：，朝廷貪多，百姓貪拖。”
這還是大明最好洪、永、宣三朝”其考成之嚴厲，官吏督催不可謂不賣力，因稅糧缺額而草職查處者也不在少數，稅糧逍欠仍然如此之多。之后中央朝廷的權威日衰，對地方的控制力，也遠不如開國之初，而且江南籍的官員逐漸掌握了朝堂的話語權。于是關于“江南重賦如山，民不知有生之樂，每逢完稅之時，即不得不賣兒弼女，甚至棄田逃亡”時時拋出這種論調，甚至捏造災荒死亡人數，就為了能讓家鄉少交點稅。
謊言說了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實，于是從景泰以后，朝廷屢次減免江南拖欠稅款，甚至有，每過五年減五年，的說法。于是田主益發有恃無恐，納稅之時更是想盡法子拖欠…但平頭百姓如何能頂住催稅的虎狼暴卒？所以能欠稅等著減免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言而喻。
羌奈之下，吏部考察在江南任職的官員時”如果其能完成一半的指標就算合格：完成六成，可以得良”得到提升：完成七成，會被視為干吏，重點培養。如果能八成的指標，傳說可以直接當上戶部尚書…當然傳說之所以是傳說，就是因為從沒有人達到過。
所以知情者都說，江南“徒有重賦之名，殊無重稅之實，。江南重賦固為天下最，然江南逍賦也為天下最。這不但使朝廷空負取盈之名，而終無取盈之實，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而且由于賦額不能逐年交清，舊欠新征，蒙混為一，納糧者不知孰為舊欠，孰為新征，而官貪吏蝕等都混在了民欠之中，重賦反為作奸貪污者提供了方便，當然最終都會落在無權無勢的小民身上。
對于這些情況，曾在蘇州擔任過知縣的海瑞一清二楚，他早就有心要解生民之苦，治一治那些貪婪無恥的豪紳大戶。所以他明知道，自己這次被派到江南，其實是給改草當槍使，利用自己的剛硬，沖擊一下這個幾乎鐵板一塊的人間天堂。但他仍欣然領命，因為在他看來，自己與內閣諸位，不過是各取所需罷了。
但他雖有慷慨悲歌之心，卻不想出師未捷便死。海瑞深知，蘇松稅賦積弊百年，若是去翻那些陳年老賬，追收歷年欠稅的話，只能鬧得天怒人怨，誰也不支持自己。他記得沈默曾經對自己說過：，斗爭這碼子事兒，就是團結一部分人，打敗另一部分人：站在你這邊的人越多，你失敗的可能就越小，如果支持你的人強手反對你的人，你就有成功的可能。，這番庸俗智慧放在平時海瑞是不會聽的，但現在他面臨一場空前殘酷的戰斗，失敗的可能性遠大于成功。在海瑞看來，身敗名裂了不要緊，可錯過這次解救生民，整理財稅的良機，江南的貧苦百姓，又不知要在苦難中煎熬多少年；大明的國勢，也不知還給不給，再次重來的機會。
所以必須成功，因此海瑞縮小了打擊范圍，不追究歷年欠稅，只要求重新丈量每戶所有的土地，登記造冊”以為日后納稅憑證。他的目地很簡單”就是讓田多者多繳稅，田少者少納稅，還百姓一個公平。
但偏偏古來最難者，便是這為弱者求一公平。
哪怕他是海瑞，也不能憑著名氣和勇氣蠻干一通，而是要講策略的。
首先，為了給接下來的清丈田畝造勢，獲得廣大百姓的支持，他名人將清丈田畝的好處，編成朗朗上口的順口溜命官吏走鄉串戶向百姓宣傳：同時，他發下告示，免費替百姓打官司，而且百姓若有所訴，不必寫成訴狀，直接來官府口頭告狀即可…這也是海瑞對過去司法過程的總結。
前日在松江，海瑞向徐階冉計，徐閣老說，吳中多刁民，性情兇頑好健訟是以衙門時常積案如山案。所以為官需要刑清政簡，執法持平”簡而言之，就是不要理會那些刁民，少接受訴訟，一切以不影響百姓生活為要。，這話其實不完全出自私心，蘇松一帶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一來抗倭十年，百姓幾乎各個習武健身，有武藝傍身自然不怕事；二來，蘇松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大量的無業游民這些人整日里游手好閑，尋釁滋事，自然帶壞了民風。
但海瑞卻認為江南民風不好，其原因之一是官員不盡責，為父母官者滿心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吃了原告吃被告又怎能為百姓做主？貧苦百姓靠官府處理無門，只能自己解決。另一個原因”則是“訟棍，的存在海瑞認為“健訟之盛其根在唆訟之人，然亦起于口告不行是以唆訟得利。，由于官府不受理口頭訴訟，便生成了一些靠替人撰寫訟狀生活的人，這些訟棍為了反復寫訴狀發財，便把一些簡單的事情搞得十分復雜，比如原先可以通過調解解決的問題，卻在他們的唆使下，矛盾激化，訴之以官司，使民風更加敗壞。
因此，直接接受普通百姓的口頭訴訟，是解決扭轉這一混亂的關鍵，于是海瑞命人宣告百姓：今后須設口告簿，凡不能親自書寫的人準許其以口陳述”
這條法令一出，登時引起了各府百姓強烈的反響，一時間撫衙之前門庭若市，百姓絡繹不絕，皆來控訴，真比過年還熱鬧…當然，換另外任何一人當這個巡撫，都不可能有這效果，但現在堂上做的是海瑞，為民做主的海青天，不畏強權的海閻王，百姓們還有什么好顧忌的呢？
當天晚上一盤點，竟收到口頭和書面的訴狀三千余份。襄助政務的王錫爵苦笑道：“這一天，收了一年的狀子。都公，咱們不干正事了？”，“呵呵，這就是正事兒…”，海瑞從滿桌子的故紙堆中抬起頭來，笑道：“你且把這些案件分類，再看看。”，說完繼續低頭抄寫計算。
今夜，海瑞竟破天荒的點起了十盞牛油大燈，把軒敝的堂屋照得亮如白晝。因為此刻屋里不光他倆在忙，還有十六位從匯聯號請來的審計，在對著滿屋子的積年田產登記檔案攻堅……雖然準備重新丈量，但如果能把田產的所有權理出個大概，自然可以大大減少清丈的難度。
這份差事對一般賬房來說，肯定感覺像螞蟻啃大象難以完成，但對于習慣了煙波浩渺的賬冊匯聯號的審計先生來說，卻只是一份尋常的差事。對于他們高效準確的工作，海瑞自然九分滿意，剩下一分不滿，來自于他們要價太高，每人一天就是三兩銀子，據說這還是內部優惠價。所以為了縮短工日，海瑞只好咬牙點起了大辦……和要支付的酬勞比起來，這點油錢實在不算什么。
好在貴有貴的道理，到了下半夜，審計先生們將海瑞布置的任務完成了，為首的一位將匯總的結論送到他手里，其余人則紛紛回去睡覺。
海瑞揉揉眼，接過那報告一看，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哎喲，一聲：“這么多？”
這一聲引得王錫爵轉過臉來，海瑞便將報告遞給了他。王錫爵拿過來，湊到油燈底下細細閱讀起來，但見上面寫著：，松江府在冊田畝總數一覽”下面詳細開列了松江各縣田畝總數、糧稅總量；并與開國二十年后的田畝數、糧稅總量做了對比……因為這一時期，生民安居樂業，墾荒基本結束，統計數字比較有參考價值。
可見洪武二十四年，在冊田畝共四百七十六萬畝，糧稅總量一百三十八萬石：隆慶二年，在冊田畝四百三十萬畝，糧稅總量一百零三萬石。在冊土地共萎縮了四十六萬畝，糧稅總量縮減了三十五萬石。這個數字已經算是很漂亮了，因為中間還有嘉靖二十年的統計，在冊田畝四百四十萬畝，糧稅總量七十萬石…這說明海瑞之前三任巡撫，沈默、唐汝輯和歸有光，在當時允許的范圍內，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且不論為何在冊土地萎縮，也不問這些年來疏浚吳淞江，開發上海灘，新增加的近百萬畝耕地去了哪里。單就這一度萎縮近半的稅賦，審計先生們給出乎一組相關數據：洪武二十四年，重賦官田的數量是三百萬畝，免稅田只有三萬畝。
但到了嘉靖二十年，重賦官田卻只剩下一百七十萬畝，其余都被官府以各種形式，轉賣給了民間，成為平賦民田；而免稅田的數目，則達到了九十萬畝。至隆慶二年，重賦官田數為一百一十萬畝，免稅田達到了一百一十七萬畝，首次超過了官田數量。
對于嘉靖二十年到隆慶二年，這近三十年間，耕地數量進一步惡化，賦稅數量卻顯著好轉，海瑞知道是松江百姓大量改種棉田，經濟效益提高帶來結果。但他認為這并不能掩蓋土地兼并帶來的惡果，因為不納稅的田畝依舊不納稅，只是能從窮苦百姓身上多榨出油水罷了。
在一系列數字之下，還有一行統計數字，是徐家在松江一府的土地總量一四十六萬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