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中我也說過它的一些具體情問。
但看到一個妹妹的博客，覺得很優美，摘抄下來。但這個玉器絕對是唐人作品，融合的風格與波斯人有關，而與突厥人一點關系都沒有。
唐時的長安,是一座恢弘而大度的城。她像博物館中陳列的女俑，將來自異域的文化納入自己原本細瘦的身軀。漢時遺留下的纖弱，在這毫無保留的推崇和容納中日漸豐腴。
長安，是我們無法企及的夢境。來自異域的民族，無論他懷揣的目的是袍笏加身抑或驚世財富，無論他的身份是沒落的貴族抑或流亡的囚犯，都能在偌大的長安城覓一處遁隱的祥和之地，安然的修煉"大隱于市"的中國哲學。
熙熙攘攘的長安街，胡人的酒肆飯館林立，胡姬的輕歌曼舞不絕，胡商的駝隊奇貨云集，連土生土長的長安姑娘，亦“競著胡服，競習胡風”。即便是兩個對立的民族，在長安城也能安然相處，如同那些原本互斥的宗教都在長安太太平平的安頓下來。
這樣一座雍容大度的城，她所表現的是大唐帝國兼容并蓄地吸收各種異域文明的雅量。
盛世的繁榮不僅留下了詩人贊美的詩篇以及帝王不朽的愛情，還留下那么多精美絕倫的石窟造像，以及如同那個混雜的時代一樣風格迥逸的工藝品。
1200年前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置身于博物館金碧輝煌的大唐遺物之間，卻仍以一種領袖群倫的姿態，閃動著來自異族的流光。
仿佛突然看到大漠上掠過的颶風，夾雜著沙石的號角聲粗獷而悠長，琥珀色的液體在杯中映出觥籌交錯，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波斯人，新羅人，粟特人，爭先恐后的行進于通往舊都長安的路途。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用來交換中國的絲綢，紙張和瓷器。黑衣大食商人麋集于長安西市，用他們的貨物換取巨額的財富。然而，無論波斯人，新羅人，粟特人抑或吐火羅人，他們不僅帶來了貨物，也帶來的屬于異邦的文明。
這件極具異域風格的瑪瑙杯，也許曾在突厥大帳里見證突厥人的豪放與硬朗，抑或曾為薩珊波斯的宮廷舊物享受過至上的尊寵，又或者出于一位不知名的大唐工匠之手，不僅將中外文化凝成牛首羚羊角的異獸瑪瑙杯，更在中國的玉雕史冊上添創了俏色玉雕的華麗身影。
無需置疑，它不僅代表了那個時代精湛的玉雕技藝，更體現了外來文化對李唐的影響。
單從材質來看，這種名貴的纏絲瑪瑙多產于西域。罕見的號角型的器身，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風格，羚羊更是關外的物種，以羚羊角置于牛頭，連接杯口與獸首，形成一個小小的杯柄，飛奔中的異獸形象栩栩如生，材質被充分利用的同時，增強了器物的整體感及穩定感。杯體通透，獸首的口鼻部裝有籠嘴狀的金帽，能夠卸下，原本令人遺憾的那一點材料上的缺陷，被工匠打造成了一大亮點，使盛在杯中的液體，似乎也有了流動的生命。白色纏絲從杯口貫穿至獸首，縱向寬邊纏絲被設計成杯口，橫向細邊纏絲被引至獸首，連貫而統一。金鑲玉則是中國的傳統工藝，暗含吉祥喜慶的寓意。因而它被看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
這種角杯源于一種被西方稱為“來通”的酒具，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的工藝美術中十分常見。對于它的來歷，有人說是外國使臣進貢的貢品，然而史書上記載當時外國的貢品不僅有工藝品，也有質量上乘的瑪瑙原石，當時的長安各種文化交流碰撞，即便它是出自中原工匠之手也不無可能。名貴的纏絲瑪瑙質地加上精妙的構思，以及器物整體散發的異族情調，使它成為同類器物中最為精美的一件，亦是海內外獨一無二的遺世孤品。
39年前，它在泥土中被發現，沉睡千年的絕世風華，在瞬間噴薄而出，驚世駭俗，如同新生的紅日，剎那間的驚艷，令人對過去的那個開放而交融的時代心生敬畏和崇拜。我們無法想象那個如同世界市場的長安街是何等的繁榮，無法想象那些閃爍著溢彩流光的絲綢珠玉經過長途跋涉到達異邦受到怎樣的推崇，李唐王朝的盛況已成為湮滅的歷史，絲綢之路上的駝鈴也化作遠古的歌聲。唯有它們，那些陳列于博物館櫥窗中的工藝品，即使經過千年時光的琢磨與地下幽暗泥土的掩藏，也無法黯淡屬于那個時代的熠熠光輝。在玻璃柜中接受后人們目光以及心靈的頂禮膜拜，繼續并安靜地散發著謎樣的光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