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個人建議么，針對這一次的紙棉事件，最好的處理是假裝沒看見。”楚河說。
“？”這下黎山和鄒標都驚得瞪大了雙眼，這么大一個投機事件，金融風波,居然說“裝看不見”？！
“這個…”黎山詫異道，“這么大的事。”
“我不是危言聳聽，其實這也是我們財金圈子共同的看法。”楚河說著任佑梓也微微點頭。
“棉花可是民生物資，這種行為算得上囤積居奇，擾亂市場了吧。完全可以作為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這點沒有問題，不過么，囤積居奇其實算不太上。”楚河說,“而且風險相對來說也沒有諸位想得那么大。”
紙棉花不是囤積居奇，和解放初期上海的“兩白一黑”戰役不同。市面上棉花現貨流通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價格貴，棉花稀缺，但不存在囤貨，紙棉的主要問題是無序的炒作。
“其次呢，期貨的高風險最關鍵的不是賣提貨憑證，而是這個提貨憑證是保證金交易，也就是可以在交易中心拉極高倍數的杠桿；現在的廣州紙棉并沒有搞保證金這套，采用的是全額現款買賣棧單的模式，所以不存在高風險的杠桿交易問題；第三嘛，一般當代的期貨操作，實際是允許風險對沖，你不能只能買高，還得允許買空。多頭和空頭都得有，才能對沖…”
看到對面的二人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模樣,楚河放棄了進一步的解說，直接總結道：“反正你們只要知道這次的紙棉并不會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就是了。很多人的財富會被水洗這是肯定的，但是也只限于他們自己和他們身邊的人而已。對于金融市場整體不會有很大的沖擊。這一點上，不得不說傳統上嚴苛的借款制度也限制了危機的擴大。”
“你的意思是,這次不會造成動蕩？”
“動蕩必然是有的，但是不會大。影響不到社會平穩。這一點你們大可以放心。”楚河說，“按照我們的估計，這次紙棉投機涉及的金額不會超過十五萬元。按照整個棉紡織品市場的總體規模來看不算很大。”
“十五萬元，這已經很驚人了！”鄒標說，“這城里好多人的月收入才不過兩元！”
“賺兩元一個月的人是沒有本錢加入這種游戲的，能參加的，最少都是家里能隨時拿出上百元的－－特別是到了最近一個月，一張棧單很少有低于五十元的了。”
五十元不要說是廣州的普通市民、村民，就是中等的歸化民干部來說也是不小的一筆錢了。這炒作的規模其實已經算是相當可觀了。
“雖說如此，但是這次炒作的規模也已經不小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城里國儲制度，來降低未來發生此類事情的風險…”鄒標說，在18世紀棉花布匹絕對算得上戰略物資，地位可能僅次于糧食，但是不遜于煤鐵資源。對于這種戰略物質的異常價格波動，國家建立戰略儲備是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國家自身對于戰略資源有著足夠需求,可以攤平建立國儲的倉儲、人工、管理成本。其次維持戰略物資價格平穩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客觀需求。
“…成立國儲無論是政治賬還是經濟賬都是非常合理的。就說這次紙棉風波,等到市場崩了,國儲出手大規模收購經濟上也并不虧,因為從長期來看棉花還是會漲的，國儲到時候無論是小幅溢價釋放到市場上還是平價釋放都是可以的。”
黎山看著楚河和任佑梓的表情，二人聽得都很專注不時還微微點頭，但是從他們的細微的表情來看，對鄒標的說法完全是“不以為然”。
“重要物資國儲制度當然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現在實話說沒這個必要，而且也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楚河說，“甚至可能產生其他問題。”
“為什么？！”
“首先這次的紙棉危機并不影響到供應，這個我們剛才已經說了：它只是一個原始粗糙的期貨，囤積居奇不是一件事。建立國儲當然是個有效調控市場秩序的手段。但是前提是我們要有貨源。如果貨源剛夠生產，還怎么儲備。所以拓展棉花的貨源比儲存棉花當下重要的多。在有了穩定貨源后面，市場上剩余的棉花的量能撐起來儲備，才有國儲可談。現在南洋、印度、東北亞的運力都有限，這些地方嚴格意義上也沒有形成后來的棉花專業種植，棉花的種植面積和產量都是不可知數，也不存在穩定的棉花供應方，所以國儲短期內很難成型。而且國儲一旦建立，又是一個巨大的班子，在儲存背后，必然還有巨額的損耗，還得建立起一整套的盤庫查庫制度－－恕我直言，元老院現在的國有糧食儲備系統已經是力有未逮了。更不用說再增加一個棉花了。恐怕在棉花和很多大宗商品上，我們只能隨行就市。畢竟17世紀沒有大市場，也缺少規模規模化的經濟作物種植園和采礦業。”
任佑梓接著說道：“為什么啥都要國儲？如果工廠直接和種植園簽訂長協或者遠期合約這類的，市場上的波動應該幾乎沒影響。經濟上升期，一些小企業倒了沒啥影響，很快就會有人接盤了。如果一定要給大家一個投機、套保的手段，那么還是要走正規期貨合約的道路。實話說，就目前的情況，連期貨市場都談不上有多大的必須性。”
楚河補充道：“目前階段要搞期貨，主要方向還是應該以實物交割為目的的遠期交易價格約定，而不是一步上期貨交易市場――杠杠這東西一上六親不認，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子。”
黎山和鄒標被兩人一番侃侃而談完全給弄糊涂了，不過他們也想不出什么具體的反駁。畢竟他們不是來辯論的。
“好吧，你們說了這么多。那具體怎么個不干預法呢？”
“首先是禁止紙棉交易。然后清查目前市場上的棧單。沒有商鋪實體或者根本不是花布行業的，純粹屬于虛開棧單的，這屬于經濟詐騙，按照經濟詐騙處理。購買了這種棧單的屬于受害人，罪犯抓到之后追贓，按比例退換金額。當然，全部退換是不大可能的，只能算是他們買了個教訓。”
不用說，且不論罪犯能不能抓到，贓款想全額追還更是虛無縹緲的事情。黎山苦笑道：“這學費夠貴的！”
“不貴怎么能算是教訓呢？”任佑梓接著說道，“確實是花布行發出的棧單，不管最后的行情如何。他們都是最后的承兌主體。到期要他們承兌。兌不出來的，按破產處理。這個屬于經濟糾紛。按照相應的法條審理判決就是了。當然我們會給他們一個機會，那就是和棧單持有人進行相關談判，以一定的價格回收棧單－－這就看雙方的具體談得如何了。”
“最后也是一場空，”黎山繼續道，“又是一筆學費。”
“這個自然，投機本來就有很大的風險。”楚河說道，“紙棉實際上既沒有合規的發行主體，也沒有保證交割的保證金制度，完全可以按詐騙來定。只是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期貨的問題，實際是整個公司治理制度，財經制度都嚴重的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問題。”
這個問題他已經考慮很久了，此刻倒把他的話頭引了出來。
“例如現在大搞的公司化登記。實際上引入當代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卻沒有相關的公司治理要求。表見代理問題、股東權益問題、善意第三人問題、股權交易問題。全是大坑。
“其實和紙棉本身沒關系，主要是這里金融風險開始冒頭了之后，我突然覺得應該適時反思當前廣州的公司化改革。
“現在的公司化改革，所謂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財團法人宗教法人啥的，其實在當前時空是非常危險的改革。
“有幾個根本性的問題會埋下巨大的風險。
“第一個是大量的商事主體法人化之后，尤其是“有限責任”的引入，那相配套的破產清算制度在哪里。多重持股之后，在沒有完善的商事登記和數據積累的情況下，如何穿透股權，如何找到實際控制人。相關的洗錢、避稅、違法亂紀的風險會直線上升，尤其是官僚中如果搞起幾層白手套，通過內幕交易或者干脆左手倒右手，公款改私利，就會變得非常難以查證。都靠蒸包局搞內部調查么？
“第二個，是借貸風險在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時空里，如果有抵押還則罷了，那公司之間互相擔保，搞貸款詐騙怎么辦。
“第三個，是商事登記數據不可能互通，基本出了廣州就查詢不出來了。那商事簽約的身份問題怎么辦？表見代理問題怎么解決？你說認公章認簽字，這東西在明朝等于可以隨意復制，如何解決。古代做生意是認人的，現在法人化之后，你怎么認辦事員怎么認客戶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