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倒是讓黎遂球小小的吃了一驚。倒不是這觀點有什么新鮮的，而是他原以為這個道士必然有一番故弄玄虛的“天命論”，來論證這冒牌大宋是“天命所歸”。
他定了定神，心道且聽你怎么說，便問道：“請道長教我。”
崔漢唐有些得意，以為黎遂球是被自己新穎的觀點震驚了。反問道：
“眼下明國的危局，先生以為有幾處？”
黎遂球想也沒想，朗聲道：“我游學各地，與同學師長相議，大明眼前的危局共有四處：東虜、流寇、髡賊、天災。”
崔漢唐心里MMP，心道不帶你這么不客氣的――不過又有些驕傲，畢竟要名列“禍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東虜和…嗯且不去說…”崔漢唐覺得別扭，“那是外患，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少不了外患。就說這流寇，實則亦是天災所起。”
天災之后必有人禍，尤其是在晚明這樣政府救濟虛弱的時代，災民很難得到錢糧果腹，求生的唯一道路就是暴亂。進一步擴大了災害的波及范圍。
這點見識也沒什么新鮮的。黎遂球只是微微點頭。
“…然說是天災，亦是人禍！”
崔漢唐此時話鋒一轉，拋出了他的關鍵性結論。
然而對面的黎遂球并沒有露出驚訝的表情，而是一副“我就靜靜的看你裝B”的表情。大約是擔心自己過于沒有反應傷了道長的心，不愿意再敘談下去，黎遂球頗有些勉強的接話道：“自古水旱蝗疫，皆是天數，如何又是人禍呢？”
“美周先生可知大明天下，如今有多少黎庶？”
“這個…”這下可難住黎遂球了。明代雖有人口統計，但是一般人很難接觸到具體數字――這倒不是為了保密，只不過當時沒有媒體，除了少數學者和戶部官員之外，一般人也不關心這個。
黎遂球要說詩賦文章，拿都是拿得出手，田賦、鹽務、漕運之類的為官實務，多少也能說出些道道來。然而這人口統計，卻不在他的知識范圍之內了。
“慚愧，學生不知。”黎遂球道，“想來亦有千萬之數。”
“呵呵，告訴先生：天啟六年，戶部清查天下黃冊，共得戶口九十八萬三千五百四十六戶，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有奇。”
黎遂球默默點頭，心道這髡賊果然消息靈通！居然連戶口黃冊的數字都知道！
“然而先生可曾想過，明國太祖洪武十四年編全國黃冊，檢得口數卻有五千九百八十七萬――自洪武十四年至天啟六年，有二百三十余年，雖說期間有成祖靖難，又有水旱災害，到底也還是承平之世，為何這人丁不增反減呢？要知道朱元璋建國――可是在元末數十年天下大亂之后。”
“先生所引數字，學生并不知曉。不過先生自己也說得，這是黃冊的數字――先生可知道這黃冊的數字最做不得準？”黎遂球雖沒當過官，對衙門里的事情亦非一無所知，“本朝自一條鞭法后，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是故賦役一準諸田，而人丁之消長，無甚關于會計之大數，造辦黃冊登載人口時或有人無丁，或有丁無人，有司不及問，亦不必問。
“先生說得好。”崔漢唐心想這黎大少肚子里的貨色還真不少！“即如此，可見天下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官府黃冊卻不載――這百姓都到了哪里去了呢？”
這問題并不難回答，這些不在冊的人口，要么是官府“漏編”了，要么就是投充在縉紳豪強之下――黎遂球家的門下，這樣的人口就不少，無地開鋪子的商人算是他家的“伙計”，帶地的便算是“佃戶”。自家門下這樣蔭庇下的人口黎遂球自己也不知道，不過這是家里的一個重要財源。
“…想必美周先生自己也知道，不論是‘漏編’的還是‘蔭庇’的，這些百姓的稅賦，都是落不到朝廷口袋里的――至少是大部分。”
這個道理黎遂球當日明白，自家之所以有很多人來“投獻”，無非是圖自己的“舉人”功名，能減稅免糧。
“美周先生是舉人，自然知道舉人免糧不過六石而已，”崔漢唐柔聲道，“如今到底免了多少，大概也只有貴管家知道了。”
這話里的意思再明白不過：這些消失的人口，大多投充了豪紳大戶的門下，以此來逃避賦稅。雙方都獲利，唯獨朝廷受了損失。
這話黎遂球無可駁斥――這是事實。雖然早就知道這里的積弊，但是普天之下皆是如此，他亦不能免俗，況且作為一個世家的家主，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自斷羽翼，斬斷這筆豐厚的收入。
縱然滿腹經綸，除非愿意指鹿為馬，否則還真沒法強辯。
“道長說得是，”黎遂球道，“不過這是積弊，與這天災人禍又有何關系？”
崔漢唐見他吃癟，心里快活了許多。心道：這黑材料果然好用！不然和你空談道德文章，又如何是你的對手！
“自然，投獻的大戶和縉紳得了好處，吃虧的便是朝廷了――這朝廷卻又有成千上萬的文武百官，幾十萬的官兵，三千后宮佳麗…要養活――不少人還得養活的好，不能吃糠咽菜的湊合，朱皇帝和文武百官又不會尿金屙屎，這些錢糧都從哪里來？無非是百姓頭上來刮。原本是十個人出十個人的錢糧，現在卻變成了七個、六個，甚至五個人來出十個人的錢糧。若是太平無事，自然大家都勉強過得，若是遇到水旱災害，官無積蓄，民無存糧，拿不出救濟，百姓便只能活活餓死，豈非人禍？”
“若是在百十年前，縱然田土兼并，豪強蔭庇，朝廷也不算太難過。大明疆域廣大，沒了地的農戶，尋地開墾，日久生地變成熟田，朝廷起科納糧，即增了戶口又多了錢糧，‘堤外損失堤內補’，所以才能這般裱糊著混過去。可是如今，又到哪里去尋這荒地呢？”
明末的田土開發雖沒有到清代那般“無處不墾，到處皆田”的狀況，但是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之下也已接近極限。從從明代中葉起，就有大批逃避賦稅的失地農民逃往到湖廣，在山區開墾，形成了很大的流民集團。一度還掀起了規模極大的起義。明末，廣東福建的山區，都有規模的很大的流民屯墾集團。
土地緊張，流民四處尋地開墾的事情，黎遂球也是知道的。他暗暗嘆惜了一聲，說起來，這都不是什么新鮮的見識，然而平日里師友之間卻很少談及。倒是這髡賊看得明白！
“貧民四處屯墾，固然能解一時之危，卻又種下了無窮的后患。”崔漢唐好不容易才說到這戲肉，“美周先生總知道，從前關中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如今呢？且不說邊墻之外便是茫茫沙海，便是邊墻之內，亦是土地貧瘠，十年九旱，這又是為何？”
這下黎遂球便茫然了，關于陜西的情況，他在和人談論“寇情”的時候略為了解到一些。大概知道此地干旱多災，十年九荒，百姓極端困苦，戍邊的鎮兵亦好不到哪里去，不得不為了一條活路起來造反。
此刻崔漢唐的一句話卻點醒了他：過去關中是帝王之業的根本，從祖龍起，到漢、唐兩代都是以關中為根本，出函谷關取天下――當初的沃野千里，如今怎么變成了苦寒貧瘠之地了呢？
“這個，學生倒是不曾想到，請道長指教。”
“哪里哪里，”崔含唐面露得色，旋即又收了這猥瑣的笑容，“就是因為屯墾！”
“屯墾？”黎遂球不解，因為自古屯墾都是利國利民，公私雙贏的政策，不論漢唐，還是大明，邊軍多以屯墾自給，不但減輕了朝廷的負擔，也得到了充足的糧食供應。到這髡賊這兒，反倒成了土地貧瘠的“惡政”了。
崔漢唐侃侃而談。其實關中地區的自然環境破壞除了氣候變化，更大程度是人為因素，而起人為破壞是持續性的：關中歷史悠久，開發時間最長，人口眾多，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最為嚴重。宋代初年終南山的林木已經被砍盡，岐山及其周圍山上的林木也被基本砍光。曾經在鳳翔府任職的蘇軾曾寫詩說歧山一帶：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
自然，冒充“大宋后裔”的崔漢唐是不說這些的，便把火力集中在大明的身上。
“想必先生也知道，明國邊軍糧餉供給，多靠軍屯、商屯。”崔漢唐一開口，黎遂球便有些小驚訝。他知道軍屯并不稀罕――歷代皆有，現在還在持續；但是這商屯，不但歷代未有辦理，是大明首創，而且已經停辦多年，就本朝的讀書人都未必知曉。
“這屯墾乃是良策，原是利國利民。然凡興一利必有一弊――何況這弊端還不小。”
